摘 要：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形态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境遇变化。在现代中国,对于儒学,既不能一厢情愿地讲“复兴”,更不能全盘否定,而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批判继承,古为今用。这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需要,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儒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96(2000)03-0032-05
自进入近现代以来,时代便向中国人民提出了现代化的任务。但以何种思想作指导来完成这一任务？这就涉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的历史命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了。以往人们探讨儒学的历史命运,主要关注的是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思潮与儒学的关系,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儒学的影响更为重大和深远,这对能否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 儒学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基因”
任何一种理论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解决时代任务和社会问题上的需要。[1]儒学的历史命运当然也是如此。
众所周知,在先秦、秦及汉朝前期,儒家学派曾先厄于墨、次厄于法,最后又厄于黄老。也惟其如此,才使儒家不断奋进自强,吸收了其它学派许多适应社会需要的内容,从而使自己具备了既受到封建统治者赏识,又符合封建社会所需要的品格。于是经汉儒董仲舒大力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汉武帝批准,儒学才终于在汉朝中后期登上了统治思想的宝座,并在近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居统治地位。儒学的形态随着社会的发展,曾几度发生变化,其初始的形态是在先秦出现的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初始形态的儒学：第二种形态是经汉儒董仲舒改造形成的新儒学；第三种形态是以朱熹和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的儒学。这些不同形态的儒学体系,就其各自不同的品格及某些理念来说,确实有着明显的差别；但这终究不过是儒学内部的差别,而就其作为封建社会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与其他学派相区别的统一的儒学来说,它们又有着以仁学为核心、以“内圣外王”为总特征和最终都是为封建帝王服务的明显一致性。应该说,儒学很好地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
正因为儒学在整个封建社会成为了居统治地位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因而也就使它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干。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先秦时代,儒家不过是诸子百家之一,历史在当时为各家展其所长提供了相同的机缘。但究竟谁能争得社会的主导思想？这主要取决于谁能使诸侯在逐鹿中原中称雄并统一华夏。实践的结果,是法家首先获得了成功。然而秦朝统一后却片面地强调刑法,结果使秦二世而亡。汉代秦,为了休养生息的需要,从此黄老学派又独领风骚几十年。但随着汉朝农民与地主阶级、特别是以封建皇帝和中央政府为一方与以富商大贾、宗族地主及地方割据势力为另一方的矛盾的发展,以及怀有雄才大略有所建树的汉武帝的登位,黄老无为的思想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而此时,历经磨难的儒术恰好经过自身的改造,适应了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制的需要,从而一跃成了封建社会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此后,百家争鸣的局面未再出现,却仍有道、释两大家与之并存,但它们从未成为封建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思想；儒、释、道三家,它们虽各自保持了其独立特征,但也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特别是由于儒学处于主导地位,道、释受儒学的影响更大、更深,从而使其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主干。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可以说是由先秦以来的各派学术思想共同铸就,但儒学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是任何其他学派所不能比的。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域的民族之所以与其他国家或地域民族相区别和能够自立于民族之林,并不单纯是他们的天然形象,更重要的在于其各有自己独立的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中华民族在古代之成为区别于其他民族和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民族,就在于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这个区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尽管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等于儒学,但离开了儒学也就没有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乃至古代的中国人。所以,可以说以儒学为主干的古代传统文化,是深植于古代中国人骨髓的文化特征。这种特征虽不会通过自然生命的基因遗传给后代,但只要古代中国大环境不变,儒学就会成为古代中国人的重要文化因子,一代又一代传下去。
二、 儒学在近现代受到批判是历史的必然,但这种批判不应是形而上学的全盘否定
到了近现代,儒学还会作为一个重要文化“基因”,在中国一代一代流传下去吗？这就涉及儒学在近现代的历史命运了。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2]恩格斯也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3]这就是说,任何真正的哲学及理论思维,都是社会历史的产物,适应了自己时代的需要,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从而推动着这个时代历史的前进。儒学在中国古代能够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就在于它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需要,并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因此,在近现代,儒学要想继续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并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它就必须能够在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主要或主导作用。但它能否起这种主导作用,并不凭主观愿望,而是要看它自身是否具有起这种主导推动作用的内涵。
所谓“现代化”,这个概念实际是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之后,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建立才出现的。但按照其自身的内涵,显然它不应是静态的,而应是动态的。也就是说,现代化始终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科技)最先进的状态和水平。因此,它与传统相对应,但又不与传统相对立。传统曾经是最“现代化”的,而现代化中亦积淀着传统。两者既不是对立的,又不是等同的。传统影响着现代化,现代化继承和包含着传统,但又突破传统和高于传统,最后还会转化为传统。这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
从理论思维的时代性来看,毫无疑问,儒学是封建社会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无论就其内涵的“内圣”来看,还是就其内涵的“外王”来看,都具有明显的封建性和专制性,而且包含着非科学的和迷信的内容。因此,在历史进入近代之后,它便遭受到从西方传来的科学与民主思潮的批判,并且在与其交锋中接连不断地吃败仗；尤其是自“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之后,儒学便遭受到更为有力的批判,从而失去了其往昔的统治地位。那么,能否通过“老树发新芽”的方式,使儒学获得新生,创立一种所谓的“新儒学”,从而重新来个“独尊”,成为指导中国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呢？我们看到,在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界和现今的学术界,确实都有人提出了这种主张。他们认为,西方的科技和工业虽然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却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和精神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靠中国的儒学才能够得以克服。因此,他们甚至主张要用儒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并且认为二十一世纪将是儒学的世纪。然而他们却不懂历史的辩证法,不了解自人类进入近现代的历史之后,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从整体和从根本上来说,它已成为过时的意识形态,再也不能成为指导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总向导了。在这样的一棵意识形态的“老树”上生发出来的“新儒学”会是一种怎样的意识形态呢？如果说这个“新儒学”与封建时代的儒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仅仅是在形式或体系的架构上有所不同,那么这个所谓的“新儒学”在实质上也就不“新”了；如若它们在本质上不一致,而仅仅是形式或架构上大同小异,那么这个“新儒学”在实质上就超越了儒学,而成为与封建时代的儒学根本不同的另一理论形态。但不论是何者,在今天以“新儒学”来对抗当代人类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是错误的,从清末至今中国人民的全部社会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到近现代,儒学之所以遭受这样的历史命运,这绝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时代的必然。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便跨入了近代的历史进程,而自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即进入了现代历史的历程。这时,历史向中国人民提出的任务,简单地说就是实现现代化,说就是发展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建立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儒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无论如何不可能指导中国人民实现这一任务,不仅如此,相反它正是中国人民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在文化领域内进行批判的对象。正如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之前需要一个人文主义运动那样,在近代中国,也迫切需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来一个革命的大批判运动。从太平天国的思潮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都贯穿着对以儒学为主干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个批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乃是政治革命的“先导”,没有这个批判运动,就推翻不了在中国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所以,有人根本否定近代以来对以儒学为主干的封建思想的批判,是完全错误和反历史主义的。
如此说来,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从此之后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便没有了任何助益,只有挨批的份儿了？显然不能这样说。这是因为,我们说儒学不能再作为文化的主帅来领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任务了,只是就其作为落后于时代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主干的总体来说的,而绝不是说它的一切内容都是反动的邪说,必须全部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在人类历史上,落后于时代的传统文化,同历史上的反动阶级不一样。对历史上的反动阶级,人们不把它打倒,它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并要竭力阻挠历史车轮的前进；而落后于时代的传统文化,虽有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糟粕必须予以批判,但它还积淀了历代人民群众创造的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精华。对此,人们只能、也只应抛弃那些历史的糟粕,而不能连同精华一起抛掉。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当然也应如此,其中符合科学和民主及其他有益于社会的精华,我们必须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正是因此,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次集会上,把克服人类建设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寄希望于吸取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的智慧。所以,近些年来,有许多人从不同视角深入探讨儒家学说中对发展现代化有助益的方面。例如,以“爱人”为核心的仁学思想,以“五常”为主要内容的明伦守礼思想,重视“教化”的思想,“天人合一”说,“一”“二”的辩证法,等等,都是可以批判继承的。但这里所继承的显然已不再是作为完整的封建意识形态体系的儒学了,而是作为儒学的个别因子,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被吸收进新时代所创造的新文化之中。当然,这些儒学的个别因子仍旧保留着儒学的特征,而存在于当今中国人的身上,体现于人们对事对物的态度和行为中。
因此,对于上面所说对以儒学为主干的封建意识形态的“革命大批判”,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这个批判就是人们所常说的,通过理性的审视,给以逻辑的分析和综合,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而绝不可把它理解为“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一棍子打死”。当然,在以往确实有过如“文化大革命”那样对传统文化全盘抛弃的极端表现；与此相联系,也有过对外来文化的全盘接受或叫“全盘西化”的另一极端表现,这就是对西方近代思潮的盲目吸收及对马克思主义词句的生吞活剥和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从这两个极端的立场出发,显然既不可能正确对待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也不可能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其中包括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也就必然不能正确和健康地引导中国人民完成现代化的任务。
三、 批判地继承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以古代的儒学为指导,在中国实现不了现代化；以近代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思潮为指导,同样实现不了现代化；能够指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当然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由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在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地包含了传统文化中的儒学因子。
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是经历了各种磨难,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能够指导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真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唯心史观的破产》中详细描述了这个过程。他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天起,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当然这都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迷梦。当时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可就是行不通。西方的先生总是侵略学生。因此,虽经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都失败了。后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用它重新考虑问题,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不论是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文化,就要打败仗。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当然,今天我们还应该把解放以后的历史补叙上：第五仗中朝人民一起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发动的侵朝战争,第六仗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起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七仗通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民正在满怀信心和卓有成效地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总结近代以来的历史充分说明,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人民才取得了这一系列的胜利,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便没有这一切。
克思主义何以会在中国发挥这样巨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同时它又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或真理,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不为人民所掌握,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科学、最严整的世界观,也是不起作用的。这里所说“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被中国人民所掌握”,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这是同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左”的教条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发生了长达十几年的“左”的教条主义错误,从而给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线,才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之后,则是由于邓小平同志的领导,才坚持了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线,取得了改革开放以来举世瞩目的成就。
无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内在地包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否则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及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早就阐明了的思想。他说,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他特别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又说,成为伟大民族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和“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应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蕴含了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即通过批判继承,已把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变成了其有机组成部分。
可是,在以往“左”的思想指导下,对于古代的传统文化能否继承和如何继承,一直在困扰着人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人借口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文化现象和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伦理道德规范,都有时代性和阶级性,而片面地把文化的时代性和阶级性看作其惟一属性,这样便把“批判继承”实际上变成了只有批判而无继承的空洞口号。所以,要真正做到批判继承,就必须搞清在对具有时代性和阶级性的传统思想的批判继承过程中,以何种原则作指导和继承一些什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能否定一切文化现象和意识形态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可是,时代性和阶级性只是人类文化现象和意识形态(包括伦理道德规范)的一个方面,即其个性和特殊性的方面,而另一方面,它们还具有作为人类文化、人类意识和人类伦理道德规范的共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方面,而且,这些共性和普遍性的东西就寓于其个性和特殊性之中。所以,只讲其个性而不讲其共性、只讲其特殊性而不讲其普遍性,显然是片面和形而上学的。因此,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之间的继承,当然应是继承其个性中的共性、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个别中的一般的东西。既如此,批判继承所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就是通过逻辑的分析与综合,剔除其中具有时代性和阶级局限性的内容,而从中剥离出人类社会所普遍遵循的一般原则或几个时代所共有的普遍性的东西,加以改造,为我们当代所用。显然,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也只有如此,才会有人类的历史。否则,以时代性和阶级性来否定共性和普遍性的东西,那就根本谈不上继承,而且会完全割断和取消人类的历史。
很明显,在今天如果有人倡导对封建皇帝的“忠”德,无疑是非常荒唐的；同样,如果有谁还要我们完全像“二十四孝”所要求的那样对父母行孝,也是不现实的；再则,现在也不应再要求妇女遵守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礼教了。但是,在今天还要讲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父母也要讲行孝,在男女婚姻和爱情问题上也还要讲操守,此外,也还要讲仁、讲义、讲礼、讲智、讲信。这是否就是对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的继承呢？我以为不应当否定它们的继承性；但这又不是简单拿来,而正是我们所谓批判继承。我以为,无论是孔、孟、荀还是董仲舒,这些历史上的大儒在提出这些伦理规范时,当然都有极强的时代和阶级性内涵,但显然又并非仅仅反映了封建地主的阶级性,而是还包含了人类社会一般做人所应遵循的某些伦常道德原则。例如,为人要忠诚,不能做奸诈之徒；对朋友要讲信义,不能做背信弃义之事；对父母要孝敬,不能像畜类一样；对子女要慈爱,不能动辄体罚打骂；对长者乃至不相识的路人,亦要讲礼貌；对待工作和日常生活,要勤奋、简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为维护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要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气概,等等。这些显然都不是仅为地主阶级所倡导。由此即表明,对于以儒学为主干的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完全可以通过批判继承,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予以发扬光大,为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造福于人类。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The Historical Fate of Confucianism and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Wang Yong- xia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Shijiazhuang,Hebei05000)
Abstract： This paper, through historical review and rational reflections of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s in circumstance of Confucianism –the main sta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olds： we cannot talk about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as one sided wish, neither can we totally deny it. We should critically inherit, making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This is not only the fundamental nee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of modernization but also the inherent dema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Keywords： Confucianism； Marxism； Localization in China
原文刊于《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 2000年9月 第17卷 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