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董仲舒的生卒年问题，史籍无确切记载，所以历来说法不一，分歧很大。例如，解放以前的有关著作，主要是清朝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董子年表》，疑为文帝元年至武帝太初元年；解放以后的有关著作，有的没有涉及生卒事，有的说了个大概时限，有的则提出了具体年份。没有涉及其生卒年者自不必说，计其大概时间者，如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说他 “约生于高祖中年，卒于武帝元狩之间”，林丽雪著《董仲舒》说：“其生年应在孝惠高后之时”，死“当在元鼎元、二年间”；断定其具体年份者如徐大同等编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金春峰著《汉代思想史》、于首奎著《两汉哲学新探》等均断为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这个年份显然也是来自于苏舆。以上这些都没有什么具体论述或考证。1986年章权才针对以往的说法，写了《董仲舒生卒年考》①，断其“生于高祖初年”，“卒于武帝元狩之末或元翩之初”。此后，周桂钿同志在他的《董学探微》中又作了详细考证，认为“董仲舒生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96年”，“死于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以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之前，”我认为以上许多说法，有的失之太宽泛、不精确，有的则显然不正确，因而都值得推敲。
关于董仲舒的生年，我们先从苏舆的生于“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说和“生于高祖初年”及“约生于高祖中年”说谈起。此三说，，还有享年六十几岁之说，谓其生年虽不同，但有一条重要的和共同的依据，即桓谭《新论》中的那句话：“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莱。”②不少人把这段话斩头去尾，仅拿出“年至六十余”，当作董仲舒的享年，以此进行推论；而主张“生于高祖初年”说则把“年至六十余”看作是对策年，从对策年上推“六十余”，于是得出了“生于高祖初年”结论。然而，我认为他们对“年至六十余”的解释都不对，因而其推论的前提也就都错了，结论当然也就错了。其实，就这句话的前后文来看，桓谭既不是断定其享年多少的，也不是说专精于述古到其对策之年的，而是说到六十多岁还同以前一样，专精于述古，而不窥园中菜。另外，之所以不所做那种解释，还因为照上述的生年，就同《汉书•匈奴传》所说：“仲舒亲见四世之事”发生了矛盾。据《史记•儒林列传》称：“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这里所说“五世”应是“高皇帝”、“孝惠、吕后时”、“孝文时”、“孝景时”、“今上”时。因此，如将董仲舒的生年无论推至高祖初年或中年，以及推至文帝元年，那么，董仲舒就不是亲见“四世”，而是亲见五世或三世了。所以这几种说法都不能成立。
周桂钿同志在考察这一问题时，显然已经发现了上述三种说法同历史遗留的确切史料的抵触，但他经过考证还是推断其生年为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96年，而且说“折衷一下，约生于公元前198年，即高祖9年。”③其主要依据是，董仲舒把《春秋》分为“见三世”、“闻四世”、“传闻五世”，其中之“见”三世，推算起来，须从孔子10岁之后数。因此，周桂钿同志将此前例也用于《汉书》所说董仲舒的“亲见四世之事”，从而先按照其“致仕悬车”之年，前推了七十年，再向前推十年，由此得出了公元前200年至前196年的生年区间。我是完全赞同周桂钿同志关于元朔五年冬，公孙弘丞相。六年，董仲舒从江都相转为  胶西相，元狩元年就辞去相位回家了”④的推论的。按照“致仕悬车”的涵义，以及《汉书•叙传》：“抑仲舒，再相诸侯，穿修  国治，致仕悬车”的记载，其辞相回家之年即其致仕悬车之年。而致仕悬车之年，如周桂铀同志所引述的资料云：“《典礼》上说：‘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称：‘七十致政。’《汉书韦贤传》：‘悬车之义，以洎小臣。’应劭曰：‘古者七十，悬车致仕’”可见都是说整七十岁“致仕悬车”，而周桂细同志自  已由此也引出了相同的结论：“可见，古代有七十退休的老规矩。”（同上）照此推算，董仲舒的生年由其辞相之年上推七十年，即可算出，那就是惠帝3年即公元前192年。因丞相公孙弘死于元狩二年，廷尉张汤也任职至元狩二年，到元狩二年的三月，汤即被任命为御史大夫了。所以，我以为董仲舒的辞相、张汤作为廷尉就其家而数问可稍宽限一年，不防从元狩元—2年向上推算，这样，董仲舒的生年即在惠帝3—4年之间，亦即在公元前192年—前191年之间。可是周桂钿同志为了附会于其关于 “见三世”的说法，还要向上推9—10年，移至高祖9年，即公元前200年—196年，以至同他自己刚刚考证过的“致仕悬车”为整七十岁发生了矛盾，把董仲舒的“致仕悬车”说成是“70多岁”，乃至设想为“79”岁，这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其实，按照周桂钿同志的所谓“见”世必须满十岁，最多只能用来解释对《春秋》十二世的分析，其是否适用于班固的《汉书》所说董仲舒“亲见四世之事”，还需证明。所以，我认为与其附会于那种解释，还不如以对“致仕悬车”之年的考证为准，更可靠些，而且照此与惯常的“亲见四世之世”的解释也正好相符。所以，还是以断定董仲舒约生于惠帝3—4年（公元前192—191年）最为适宜。
关于董仲舒的卒年，这是最不好断定其确切年份的。《史记•儒林列传》说：“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至卒，终不置产业。”《汉书•董仲舒传》也说：“仲舒恐久获罪，病免，……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按照这两条史料所提供的线索，可以知道，董仲舒辞相回家之后，在张汤任廷尉的最后一年（元狩二年），仍尚健在，且曾就其家而问。
在此之后又如何呢？能够进一步提供与卒年有关的另一条重要史料，能是《汉书•食货志》中的一段话：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是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愿陛下幸召大习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又言：‘……古井田法虽卒难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仲舒死后，功费砍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武帝末年，梅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对于这段文字所提供的线索，章权才、周桂钿二同志均作了考证。对说明董仲舒卒年有重要价值的共有如下几件事：
第一，关于种宿麦事。据《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三年，“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由此表明，董仲舒上书“益种宿麦”事可能就在此年，也就是说此年董仲舒还在世。
第二，关于“限名民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以及“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事。元狩四年，“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癝以振贫，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货，尚不能相救，乃徒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于县官。”⑤董仲舒所提建议，可能就是因这一年出现了灾荒，于当年或次年应对时提出的。因而表明董仲舒在元狩四年或五年尚未卒。
第三，关于“盐铁皆归于民”事。据胡寄窗考证，“元狩三年以前无盐铁专卖，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孔仅由大农丞升为大习农时，桑弘羊出任大农丞又开办均输。他（指董仲舒）只提到‘盐铁皆归于民’，不提均输，说明他的主张可能是在均输开办以前针对盐铁专卖而发”。⑥正是据此，章权才断定董仲舒“卒于武帝元狩之末或元鼎之初”。事实上，筹备盐铁专卖是在元狩三年中朝定下来的，由刚刚上任的大农丞孔仅和东郭咸阳具体经办，而正式推行盐铁专卖，则是在元狩四年之事。因此，董仲舒提出反对意见，最早可能在朝廷议定此事之时，即元狩三年，迟一些则可能在元狩四年或五年。因此，董仲舒之卒，最早也是在提出这个反对意见之后的元狩四或五年。至于他未提“均输”事，不能作为其卒于元鼎二年之前的证据。原因有二：第一，董提出“盐铁皆归于民”是在办均输之前，当然谈不上对均输的表态；第二，在元鼎二年桑弘羊提出“均输”之后，倘若董仲舒没有异议，或皇帝根本没有征求董仲舒的意见，当然也就不必表态并载之于册了。所以，不对均输表态，不能表示董已去世。
当然关键是元鼎二年以后，在史籍中是否还有董仲舒的活动被记载下来。查班固在《汉书•匈奴传•赞》中记载，董仲舒曾议匈奴事：“义动君子，利动贪人”，“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于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班固对此当时曾评论说：“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于当时，而有阙于后世也。”其原因就在于“匈奴人民每年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而为质乎？此不合当时之言也。”这个“当时”即元封四年之时。“是岁翕候信死，汉用事者以匈奴巳弱，可臣从也。”于是遣使杨信，“说单于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⑦此事在《汉书•武帝纪》中之元封四年曾记载：“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遣使说之。”由此表明，直到元封四年，董仲舒还活着，而且对朝政发表议论。
    此后便再未发现董仲舒对朝政的议论及其它活动的记载了，当然也很难由此断定董仲舒在元封四年当年（公元前107年）就死了。按照《汉书•食货志》记载“仲舒死后，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来说，此种线索就很模糊了，不少人对“功费”、“相食”作了考证，很难有确切年份，大多都根据元封六年“秋，大旱，蝗”的记载，以及接着太初元年载：“二月起建章宫”，“蝗从东方飞到敦煌”，由此断定董仲舒死于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之前，这个分析是有一定根据的，但也不能说 “过硬”，不过在没有更好、更有力的资料证据以前，也只能做这样的断定了，即董仲舒卒于武帝元封四年之后和太初元年之前。
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董仲舒的生卒年份了，约生于惠帝3—4（即公元前192—前191年），约卒于元封四年至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7年至104年）之间，享年约84—87岁。

注：
    ①《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2期。
    ②又见《太平御览》976引页。
    ③④《董学探微》第5页，第4页。
    ⑤《汉书•食货志》
    ⑥《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页。
    ⑦《汉书•匈奴传》。

本文选自《董仲舒与儒学论丛——董仲舒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1996年5月第1版    ISBN 7-202-01910-8/B•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