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董仲舒天道观重探》(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以下简称《重探》发表后，周乾溁同志著文(《董仲舒的天道观辨析》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以下简称《辨析》)提出了商榷，我表示诚挚的欢迎。不过，对《辨析》一文所持观点、论据以及对我的驳难，我认为都很难站得住。这里分歧的实质仍是董仲舒的天道观是辩证法的，还是形而上学的问题。下面是对周乾溁同志的答复，也是对我的观点的进一步论述。
一、董仲舒是否全盘肯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确曾讲过“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话，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但能否用它来概括董仲舒的天道观，以及如何理解这段话，显然有着极不相同的看法。我以为解开这个问题的关键，首先就在于董仲舒是否全盘肯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
对此，我的《重探》提出了否定的答案。其主要理由有三：第一，这半句话是在总结历史上两种改朝换代情况时，对“不容所损益”的“其道如一”情况的概括；因而不代表其天道观的总观点；第二，这段话的全文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句话的前半句之不可少，就在于，有了前半句，那么后半句就旨在于从天与道的关系上，说明天不变时，道是否变化，而不是客观地叙述天和道二者是否变化的问题。因此，整个这句话实质上是一种在天为道之原的前提下的假定式的因果句。因此，在这句话中还暗含着它的反命题：天若变，道亦要变；第三，董仲舒在这之后还得出了一个普遍性结论，这就是：“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这里的“继治世”与“继乱世”，其实也就是“天不变”或“天变”的意思。因此，这个结论的实质即是：如若天不变，道亦不变；天若变，道亦要变。由此表明董仲舒实际上并未全盘肯定“天不变”、“道亦不变”。
然而《辨析》一文却“不同意这个观点”，而认为董仲舒只讲“天不变”、“道亦不变”。它的论证，完全抛开了对董仲舒这段话前后文的具体分析，也不管这句话本身的含义，而是单纯靠着对董仲舒“天”的性质的断定(“地主阶级的保护神”)，即提出了如下的一连串责问：“象这样一个最高的神，怎么能变?如谓其能变，是变掉其为地主阶级保护神的资格?还是变掉其立天子和支持天子的权力?”由此即得出结论说：“大概都不能，因为如果那样，将是否定了天本身。”这种没有根据的反驳或论证，显得不够严肃，而且应该说，《辨析》的结论还是建立在对董仲舒有关“天”的论述简单化的基础之上。因为，在此且不说有的同志早已提出，董仲舒的天兼有至上神、意志之天和自然之天三义，或是三者的综合，而且《重探》也提出，这里的“天变”或“不变”，含有天下大乱或天下大治的含义，因此这个天实际上还有人世之意。然而《辨析》对此竟只字不提，仅靠一不周延的前提来进行抽象推论，这显然不能说是科学的论证或反驳。
关于道是否变的问题，《辨析》在这里倒是全文引录了那一整段话，但却作了片面的解释，这主要就是它把“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看作“是道不变的理论基础”，认为：“因为道无弊，便不须变”，“补弊是救道而不是变道，是纠正道之失，使道复其原”。这种解释是不确切的，也不符合董仲舒的原意。其实，董仲舒所说“道万世无弊”，只是就一般的道来说的，不是指具体的道；至于具体的道，譬如包括先王之道，如尧道、舜道、禹道等，便不是“万世无弊”的了，而是“必有偏而不起之处”，因而必须“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正是因此，他才提出了“补弊”、“救溢扶衰”之说。因此，这里显然没有道不变的意思，相反，倒是涵蕴了道变的思想。随后，他提出的两种改朝换代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一种就是所谓“三王之道所祖不同”，但不是相反，因而不言所损益者，如舜继尧，除了“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之外，“其余尽循尧道”，这就是道无变化的情况，不过，这也是一种“救溢扶衰”；另一种，即是因于上一朝代之礼，但又有所损益的情况，如殷继夏、周继殷，此即继乱世的情况，这里的损益是明显的“补弊”，也就是“道变”。《辨析》显然只看到了这两种情况相同的一面，而没见其相异的一面。其实，这相异的一面才是董仲舒对策的重点所在。《辨析》否认“道变”的失误就在于此。
为了说明这一点，在此还可以再补充一条理由，董仲舒说：“道者，所恶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上面所提到的“言所损益”者非他，正是指的“礼”，“礼”即道之“具”也。所以对礼的损益，当然也就是道变了。这也说明，董仲舒主张继乱世者道变，是符合他关于道的定义和规定的。
然而，《辨析》在肯定了我关于董仲舒“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的论述“基 本上是对的”之后，却又认为如由此得出“天变，道亦变”的结论，“就不对了”。究其缘由，据《辨析》说是因为殷之继夏是汤继莱的政治，周继殷是武王继封的政治，因此，董仲舒的“继乱世者其道变”，“是汤变桀之道，武王变纣之道”，而这只是“救溢扶衰”、“补弊”，不能看作是“道变”，甚至说：“在董仲舒的思想中，是没有变道这一说的。”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董仲舒明明说的是“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并有所损益，也就是说殷变夏道、周变殷道，而不是什么“汤变桀之道”、“武王变纣之道”。这是因为桀纣既已失道、无道，如何又说变桀、纣之道呢?在这里先把这种根本不能成立的说法加于董仲舒，然后用以来反驳董仲舒关于“道变”的观点，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第二，《辨析》也引用了“继乱世者其道变”的话，但又硬说“在董仲舒思想中，是没有变道这一说的”，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上述表明，董仲舒所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只是天道的一种特殊情况，即人世中“继治世者其道同”的情况，与此同时，他还肯定了另一情况，即天若变，道亦要变的情况，也就是“继乱世者其道变”。因此，绝不应用“天不变，道亦不变”来概括董仲舒的天道观。
二、应用什么概括董仲舒的天道观?
这是在否定了断定董仲舒的世界观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之后提出的问题。《重探》一文提出了用“变而有常”来概括董仲舒天道观的观点。为此，《重探》一文罗列了许多事实，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条：天地有四时之变，“人主与天共持变化之势”，以好恶喜怒变习俗；“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反而有相奉”，“百物皆有合偶”，“合而为一”；“天道之常，一阴一阳”，等等。在此还可以再补充一条，这就是他还肯定了人世的“寝明寝昌之道”和“寝微寝灭之道”，这即是所谓“以微至显”的变化。另外，董仲舒还首创了“经”与“权”的范畴，肯定了在天道有规律的变化之外，还存在着偶然的变化。由此即充分表明董仲舒天道观的主流，不仅不是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而是相反，充分肯定了天道变化的辩证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变而有常”的天道观。
《辨析》一文不同意这一观点。它不仅认为不能用“变而有常”来概括其天道观，而且还通过自己的“解释”，把变而有常以及董仲舒所有肯定天道变化的材料，都附会于“天不变，道亦不变”。因此，在此有必要对《辨析》的“辨析”再进行一番辨析。
首先来看“变而有常”。《辨析》首先肯定了这是讲自然之天的(这就否定了其仅断定天为“地主阶级的保护神”的观点)，同时又举出了“春夏秋冬各有时”以及阴阳在四时中运行的规律性，然后它说：“所谓常，就是固定不变之意。‘变而有常’，就是说，纵然有这样那样的变化，都有一定的轨道，譬如四时，春夏秋冬总是相继而出，而且是冬寒夏焕，其度不变。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有一定的规律。在‘常’的准则下，天不能有什么改变，所有的一些变化，只不过是一种运动。所以，以天作为自然，一样得不出天在变。”首先说“常”这个概念，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含义是什么呢?是绝对的“固定不变之意”吗?显然不是。它只能是变化的规律性，也可以说是变中之不变。例如，张岱年先生在谈到中哲史上的“常”范畴的时候就曾指出：“中国哲人都认为变化是一根本的事实，然而不仅如此，更都认为变化是有条理的。变化不是紊乱的，而有其不易之则。即所谓常。常即变中之不变之义，而变自身也是一常。”(《中国哲学大纲》第98页)我很同意张先生的看法，虽说变自身也是一常，但常并不就是不变。从中哲史来看，它更重要的是指变化的不易之则，即条理性、规律性。所以把它看作“固定不变”是错误的。董仲舒的“变而有常”，显然是说天道是变化的，而且这个变化是有常规的。如春夏秋冬四时之变，总是周而复始地如此运行。可见，这显然是说天是在有规律地变化，而不是说天“固定不变”。当然，就规律自身说，是不变的，如规律变了，也就不成其为规律了。很明显，《辨析》从天道“变而有常”分析出天道不变，是玩了一个偷换概念的手法，把规律自身的不变，安到了载体“天”的头上。从形式逻辑来看，说天的变化规律不变，也就是说天的有规律的变化不变，而绝得不出“天不变”的结论。
不过，《辨析》在第一部分的开头指责我把“变而有常”与天道不变对立起来，这需加以说明。我以为，“变而有常”与“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对董仲舒天道观的两种概括，亦即两种世界观，它们显然是对立的。但是，除此之外，便不能如此说了、譬如，董仲舒在“变而有常”这个天道观的总原则下，又承认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的“‘天不变”，两者是相容的，而不是对立的，特别是他讲“变而有常”，即讲变化中之不变，这更是较深的辩证法思想。然而《辨析》一文所说“变而有常”与“天不变”“不是对立的”，就不是这个意思了，而是将变化归之于不变，即把本来是有规律变化的天解释成“固定不变的”天，这就把辩证法归于形而上学了。
其次，《辨析》在谈到“凡物必有合”时，又说《重探》》“是以辩证法的因素来否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其理由是：“因为这里的辩证法因素讲的是事物存在的相对性，充其量也不过是天的运动，是‘变而有常，之变……它不是天之变，因而也就不能否定‘天不变’，当然也不能否定‘道亦不变’”。我以为这里的错误有三：第一，我历来认为，董仲舒的天道观中“有着丰富的辩证法内容”，甚至说“主流是他天道观中的辩证法”，却从未说过“辩证法因素”，因此也就谈不上我“以辩证法因素”来否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了。然而，我确实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概括，不过这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从两种天道观的概括来说，既肯定了“变而有常”，理所当然地要否定“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概括。第二，《辨析》还认为我引用来说明董仲舒矛盾思想的“天地之气，合而为一，……”这段话，“是讲宇宙的形成过程，与天之变与不变无关。”其实这段话讲的正是自然之天的矛盾运动。如所谓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等，其中的合、分、判、列，所说正是自然之天或天道的变化，怎能说与天的变化无关呢?第三，《辨析》几次说《重探》所说各种变化“不过是天的一种运动”，“充其量也不过是天的运动”，而不能说是“天之变”。这就是说运动不等于变化，或不是变化，或比变化要低一级。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马恩全集》第20卷，第408页)这就是说，运动包括了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因而一切变化和过程也都是运动，难道有只是运动而无变化的事物吗?其实，连最低级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也是一种位置的变化，其他如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及思维运动，都同时也是某种变化。因此，用天的运动来否定其变化，显然也是不能成立的。
再次，关于经、权问题。这里的关键是对权如何看。《重探》认为权是脱离常规的变化。 《辨析》不同意这个看法，它抓住董仲舒将经权与阴阳相联系、比附的论述，断定经、权“实为阴阳的别称”。这显然是以偏盖全，并不符合董仲舒的原意。《辨析》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有四：第一，董仲舒虽然说过“天以阴为权，以阳为经”，但他只是说阴阳的运行符合于经、权，并非说经权特指阴阳。如除上述之外，他还说：“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公子目夷是也。”这里就不是在阴阳义上讲经权，而是从经礼与变礼上使用权的。第二，《辨析》还认为，作为阴、阳含义的权与经，“说的是自然的变化，决没有天变的意思”。这显然是忽略了董仲舒所说：“天道之常，一阴一阳。”这里所说阴阳的运行变化，正是天道的运行变化。第三，《辨析》还提出了一个例证，说明不能把“权”释为“变”，这就是在《深察名号》中所说的话：“用权于变，则失中之宜”。其实这是不了解权的含义所致。原来权字是多意的，除“权变”一义外，它还有权衡、权柄、姑且、权谋等义。《辨析》所引那段话中的“权”字，只能作“权柄”、“权力”解。因这是在深察“君号之大意”时以权来解君号的。他说：“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可见这里的“权”是作为国君的一种属性或含义而提出的，是说君主乃是执掌绝对权柄者。在这种意义下，当然不能“用权于变”，否则那就意味着授柄于人。因此，以此来反对把与经相对的权作权变解，是不能成立的。第四，《辨析》还说董仲舒“并未曾承认有脱离常规的变化”。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用说前面所引公子目夷那一段，就以其所提出的“不应以适遭之变，疑生平之常”来说，也不能如《辨析》那样来解释。这是讲为何出现“禹水汤早”时的一句话。董仲舒明确说：“禹水汤旱，非常经也，适遭世气之，而阴阳失平。”这里所谓“非常经”，即偶然或非常之变意，即认为这既不是天道自然的常规所致，也不是禹汤有什么过失引起的灾异谴告，而纯粹是阴阳失平所造成的不常之变。
由此可见，从《辨析》的所有驳难来看，是否定不了只能用“变而有常”来概括董仲舒天道观的。
三、“政”是否变?
这个问题虽不直接涉及天道是否变化的问题，但却是与之相联系的。《取探》一文提出“变而有常”的天道观是董仲舒进步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并论证了他由此引出的更化政治主张的进步性。但《辨析》一文为了进一步说明天不变、道亦不变，在文章的最后又提出了“政亦不变”的观点。我以为这也是值得商讨的。
何谓“政”呢?《辨析》说：“政则是维护封建制度并实行统治的封建政权。”从《辨析》的文义来看，这种规定似出于“圣人副天之行以为政”。但我以为由此是推不出这一规定的，囚为这段话中之“政”，与“‘政权”丝毫无涉，而是说王者“以庆副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凉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这里显然只是一般的政策、政令。实际上董仲舒在许多地方重复了此义，如所谓“政有睡而不行”，“为政而不行”等，即都是此义，而非所谓封建“政权”之义。
就上述所说政令、政策乃至政治之政来看，董仲舒则显然没有否定其变化，相反却充分肯定了它的变化。如董仲舒说：“窃比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解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而他主张汉继秦之后，应“退而更化”，这样才可以“善治”。这其实也就是变道。因为按照董仲舒的“道者，所舔适于治之路也”，他提出更化政令、政治的主张，无疑正是为了达到“治”这一政治目的的，这显然也就是变道的意思。如他提出的废止秦朝的严刑峻法，实行以德教为主、刑罚为副的政策，亦即修伤“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显系变道之说。由此即表明，天变必然道变，道变亦必然政变。否定政变是不符合董仲舒本意的。
原文《河北学刊》1990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