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峰：《进化认识论的兴起与演化》，论文，北京：《自然辨证法通讯》2001年第1期。

内容提要：本文对进化认识论这一新的西方认识论派别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及其在理论上想要解决的基本认识论问题作了全面而系统的梳理。作者一方面对进化认识论在整个哲学认识论史中的承先启后进行了交代；另一方面，又将进化认识论的发展历史本身分为三个基本阶段：生物进化认识论、心理进化认识论和哲学进化认识论，并对每个阶段上的代表人物及其基本思想予以了介绍，其中涉及许多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认识论思想，如洛伦滋、雷德尔、马赫、彭加勒、皮亚杰、皮尔逊、波普、坎贝尔等最早的进化认识论者。

关 键 词：先天形式　 进化认识论　　知识进化

作者简介：何云峰，男，1962年10月生，复旦大学哲学博士毕业，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法商学院教授，邮编：200234。EMAIL：yfhe@shnu.edu.cn

自从柏拉图开始，人们就对人类的认识能力是否先天存在的问题展开了争论。而康德的“先验哲学”则明确肯定了“先天”形式的存在，它把先天形式和后天的感觉经验综合起来作为知识之普遍有效性的两个前提条件。但康德却未对“先验的认知结构从何而来”的问题加以回答。康德提出这一问题之后，引起哲学和科学的广泛兴趣。人们发现所谓的“先验范畴”并不是不能问其来源，而是具有相对性的，不断变化的。进化认识论主要是试图通过进化理论来说明我们知识的先验结构，并力图使这些结构“动态化”。 进化认识论最早由自然科学家洛伦滋(Lorenz)、雷德尔(Riedl)、马赫(Mach)、彭加勒(Poincare)、皮尔逊(Pearson)、皮亚杰(Peaget)等人提出，后来由波普(Popper)、坎贝尔(Campbell)等人加以完善和系统化。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进化认识论经历了从生物学的进化认识论，到心理学的进化认识论，最后再到哲学意义上的完型进化认识论产生。对进化认识论的这一历史演化，国内已经有一些文献予以概括（参见[1]，[2]，[3]，[4]，[5]），读后受益非浅。但本文作者又感觉这些文献对进化认识论的发展历史介绍得不够详尽，故本文想对其产生和历史演变作一个更全面的梳理，以期引起人们更多地对这一新兴认识论派别加以注意。

一、康德问题的提出

我们可以把认识（知识）理解为外部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再现，也就是理解为外部事物的客观结构在主体中的重构（[6]，p.69）。认识论有一个基本的假定：知识在事实上是存在的，因而在事实上也是可能的。那么，知识对外部结构的这种重构为什么能够发生？换言之，为什么认识中的主体结构和外部世界中的客观结构能够达到相互符合一致？这个问题显然同“知识（普遍必然的认识）是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密切相关。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古老的认识论问题。明确把它表达出来的却是从康德开始的。进化认识论实际上是要对康德所提出的这一哲学问题作出一种新的解答。

康德试图克服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立，解决近代哲学家提出的“人类何以能认识对象”的问题。实际上，整个哲学和哲学认识论的长期探索都是在寻求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如哲学（象唯理论和经验论那样）关于认识能力的研究，逻辑学关于推理与真理及其相互关系的讨论，等等，都是在回答“我能知道什么？”的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普遍的知识何以可能？”或“人何以能认识对象？”的问题。康德本人关于“先天综合判断”的研究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的很好探索。

“先天知识何以可能”的哲学问题促使有的研究者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去回答它，从而提出了一种新的认识理论。这种理论把知识或认识结果看成是人类作为一种有机体形式生存和不断繁衍的重要机制，而且知识本身的发生与发展也是在类似于生物界的遗传与变异的矛盾运动中进行的。这样一种认识论观点，被称为“进化认识论”(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简称EE)。

进化认识论的初衷是尝试从经验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这一哲学问题。这种研究在开始的时候主要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的认知发展；它对我们的感知和认知器官、机制及其结构在人类身上如何进化特别是在生物演化过程中如何发展予以科学研究；并试图把这种研究建立成为一门独立的、纯粹的经验科学。

“进化认识论”观点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研究人类认识的方法，它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找到回答康德问题的答案，然后回答所有其他问题。哲学要探讨的是“什么是人？”的根本问题。但是，伦理学所研究的人类群体生活方式以及形而上学所研究的人类理性能力都是属于高级的人类能力，这些能力是通过进化而发展起来的，是最复杂的能力形式。问题是，这些能力需要以认知能力的发生发展为先决条件，没有足够的认知能力，一个人就无法判断是非从而选择合理的伦理行为和作出正确的审美判断。所以，伦理或形而上学领域的所有答案，都有深层次的认识论根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答康德问题显得头等重要。根据这一点，进化认识论认为，必须对康德问题加以首先回答。通过回答康德提出的问题，进化认识论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派别。

作为一个哲学派别，进化认识论从其真正产生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不同的进化认识论研究者在研究进化认识论问题时各有侧重点，大致包括三个方向。这三个方向也反映出从它产生到今天大致所经历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1）以洛伦滋（Lorenz）、雷德尔(Riedl)等人的思想为基础的生物进化认识论阶段；（2）以皮亚杰(Piaget)、乔姆斯基(Chomsky)等人为代表的心理进化认识论阶段（又称为发生认识论）；（3）以马赫（E. Mach）、彭加勒(H. Poincare)、皮尔逊(K. Pearson)、波普（Popper）、坎贝尔(Campbell)等人的观点为基础的哲学进化认识论（或科学知识进化论）阶段。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第（3）阶段即哲学进化认识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化认识论，因为从这时候开始，人们才把这一新的认识论派别称作“进化认识论”。然而，“进化认识论”这一名词最早却是由Campbell于1974年开始采用的。

在今天，进化认识论的上述三个研究重点又有统一起来的趋势，形成了今天同时并存的三个研究方向，这三个方向又逐渐导致了一些具体科学分支的产生，如（1）和（2）基本上发展成了相应的经验科学分支。如第（1）种即生物进化认识论发展成了“动物心理学”、“比较生物学”、“神经生理学”、“脑科学”等等，它们主要致力于研究认识和整个人类知识的生理基础；第（2）种即心理进化认识论演变成了“儿童发展心理学”、“认知科学”、“语言心理学”等具体科学，它们要想解决的问题是个体认知能力的形成问题；而第（3）种方向即哲学进化认识论则逐渐被纳入“科学哲学”、“科学认识论”、“知识论”等等的研究对象，其目的是试图发现客观知识本身发展的逻辑。显然，今天的进化认识论真正同哲学接近的只有第（3）种。由于发生认识论同哲学反映论密切相关，所以对一般的哲学认识论研究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生物进化认识论对康德问题的尝试性解答

康德在回答上述问题的时候，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学说。这一学说不仅给哲学研究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使许多科学家也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一些科学家认为“人何以能认识对象？”的问题不仅应当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且也应当是一个科学问题，其答案要通过研究主体的认知生理器官才能找到。所以，最初的进化认识论主要是由一些生物学家/动物学家去研究的，称为生物进化认识论。

尽管进化认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哲学派别是在70年代才兴起的，但其思想却可追朔到100多年以前。自从达尔文进化论产生之后，就有了进化认识论思想的萌芽。坎贝尔（D. Campbell）和伍克第茨（F. M. Wuketits）等曾对进化认识论的历史作过简要的概括(参见[13]，pp. 413-463；[6]，pp.6-33)。他们认为，著名德国进化论者、自然哲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第一个明确提出人类意识的遗传相对性，Haeckel还用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如关于自然选择的观点，去解释人的认知能力(参见[10]，pp.140)。因此，他被称为“近代意义上进化认识论的先驱”([6], pp.6)。之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德国生物学家比较心理学家冯.于克斯屈尔（Jakob von Uexkül）在二十世纪初也提出了类似于进化认识论的观点。在20-30年代，有的人甚至认为康德的范畴具有系统发生上的(phylogenetic)相对性。例如，德国生物学家Paul Flaskamper就提出了“生物认识论”（biological epistemology）的概念([6], pp.7)。现代系统论提出者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在30年代也讨论了范畴的相对性，他于1968年出版的《一般系统论》一书更明确地认为，认知首先要依赖于心理-生理组织，包括康德的直觉形式也是如此。自40年代以后，许多生物学家都开始强调用进化论的观点去考察认识论问题，认为认知和意识要依赖于人的生物构造及其功能。在这些研究者的基础上，洛伦滋（Lorenz）、雷德尔(Riedl)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关于认知能力的进化论观点。这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认识论。洛伦滋在1941年发表的《在当代生物光芒下的康德先验学说》一文成了进化认识论的经典著作（参见[2]，pp.31）。

生物进化认识论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洛伦滋（Lorenz）、雷德尔（Riedl）等人都一致地强调从生物学角度研究康德的先天形式问题（参见[7]；[8]；[9]；[11]）。在他们看来，最主要的是寻找认识的生理前提和发生的基础。为此，他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通过人类与动物甚至与所有生物有机体的感知器官加以比较，去发现人类认识产生的“先天性”特征（innate dispositions），这是从系统发育的角度去研究人类的认识能力，把人类认识能力看作是宇宙普遍进化的结果。

洛伦滋(Konrad Lorenz)提出（参见[15]），进化本身实际上就是一个认知过程，因为生命就是一个学习过程。而“天生的教育机制”（innate teaching mechanisms）是任何物种生存的前提。这种机制是由遗传所得的，它们存在于任何学习之前，以使一切学习成为可能。不难看出，洛伦滋试图从生物遗传方面去说明康德的“先天形式”。按洛伦滋的观点，认识的结构是天赋的；认识的“范畴”是作为一切经验的先行条件而生物学地预先形成了的，其方式就象马的蹄和鱼的翅那样是作为遗传程序设计的结果而在胚胎发生中发展起来的，并且远在个体（或者说表现型）能够使用它们之前很久就发展起来了（参见[16]，pp.63）。虽然种与种的遗传各不相同，这似乎表明作为认识的“先天形式”没有统一性，但人类有共同的遗传特征，因此，按照洛伦滋的理论，至少人类的认识结构是统一的，这是由人的生物特征所决定的。

鲁伯特·雷德尔(Rupert Riedl)则从人类认知器官与一般动物感知器官相互比较的角度去研究进化认识论的问题。雷德尔曾经和孔纳德·洛伦滋(Konrad Lorenz)一起研究动物行为学，但他更主要的是研究比较生物学。雷德尔把自己关于动物行为的研究延伸到研究人类的认知发展。这种研究集中于人类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生理器官，认为这是认识发生的基础和前提。这一研究隐含着一个基本假定：那就是，人类是一种动物，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的质的差异暂时不予考虑，现在只考察人类与其他动物在量和复杂度方面的差异。比如，人的听觉器官与动物的听觉器官在质上被看成相同的基础­——耳。由于人耳和动物耳在进化程度方面有差异，所以才有听觉的差异。雷德尔的进化认识论研究主要分析人类的各种感知器官（眼、耳、鼻、舌、身等），并与不同的动物感知器官进行比较，以便找到人类认知器官的种系发育规律，正是这一规律导致了人类特殊的认知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同时由于各种感知器官是互动的，所有的感知器官必须与其他器官一起运作，形成整体性的人类感知装置系统，正是这一整体系统代表了人类特殊的感知能力。此外，通过对人的认知器官与动物感知器官的比较，还可以找到人为什么有这一方面的认知能力以及这一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是什么等等（参见[12]；[14]；[15]）。

由此可见，最初的生物进化认识论相当于一门关于认知器官及其进化的生物学学说。显然，这一学说更接近于一门纯粹的经验科学，而不属于哲学研究的范围，它重点是要解决意识的起源问题。我们把这一研究方向称为“生物学的进化认识论”。今天的脑科学、脑神经生理学等等，实际上都可以看成是生物学的进化认识论的基础。

生物进化认识论“主要是一种尝试，试图通过进化过程来揭示我们知识的先验结构并使这种结构‘动态化’”（[6]，pp.4）。其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他们的五个基本假定（见[6]，pp.1-33; [2], pp. 32），即：所有有机体都备有一种先天判断系统，没有一个个体的生存系统生来为“白板”；整个外部世界以及观察主体自身都是自然选择性的进化过程的产物，因此，外部世界的结构与主体思维结构之间为什么能够一致的问题可以通过进化和选择的概念加以说明；动物心理和人类意识都要依赖于一定的生物结构和功能；自然是客观的，它存在并独立于任何观察主体之前；进化认识论试图建立一门关于人类认识的独立边缘学科。

三、心理进化认识论对认知能力的发生学考察

与生物学家主要研究认识能力的种系发育不同，一些心理学家从认识能力的个体发育角度去研究康德所提出的问题，这就是心理进化认识论。对心理进化认识论的研究，皮亚杰等人的发生认识论（genetic epistemology）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们虽然没有采用进化认识论的名称，但其基本思想为后来的进化认识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后来完型意义上的进化认识论在很多方面吸收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今天的进化认识论研究仍然离不开以这些相关的心理学研究成果作为基础。

皮亚杰认为，传统的认识论只顾到高级水平的认识，换言之，只顾到认识的某些最后结果。因此，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他还明确指出，发生认识论的建构主义理论是试图用一种“经验验证”的方法来研究哲学问题，并且以追溯认识本身的起源为目标([16],pp.17-19)。然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虽然采用了进化认识论的方法，却与生物学的进化认识论有不同的旨趣。他认为，生物学的进化认识论是过分强调了遗传的作用，从而把认识能力（康德的先天形式）看成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结果，是天赋的结构。而发生认识论则强调认知功能的生物学条件“只能决定后天成就的不可能或者说可能性的范围有多大”（[16]，pp.63），但不能夸大这种生物学条件的作用。例如，通过视觉器官，婴儿最初的视觉印象就加上了一些结构（如它们的二维性甚或三维性），正是这些结构，使得一种与经验相适应的刻画成为可能。人的生物特征导致了人在认知过程中的某些反应格局，这些反应格局是天赋的发育界限，有机体只能在这些界限内对外界影响作出反应。“事实上，所有反应，都是生物学反应，而现代生物学也指出，这种反应不能完全由外部因素决定，而是还依赖于充当所有基因型或基因库（genepool）的典型特征的‘反应格局’（reaction norms）……发育，绝不能还原成一个单纯经验获得的系列”（[17]，29-30）。个体认知能力作为一种“表现型”，既依赖于先天因素，又依赖于后天因素。“表现型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之间从胚胎发生阶段起就存在着的一种不可分离的相互作用的产物，这就使得要在天赋的东西与获得的东西之间找出一条固定的界限是不可能的”（[16]，pp.63）。

生物学的进化认识论主要强调人作为整体类的天赋能力是进化的结果。而发生认识论更强调每个个体是如何形成认识能力的。从这个意义上，皮亚杰认为，认识论问题又是一个心理学问题。皮亚杰同所有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一样都主张，个体认知图式的形成有个发生过程，而一旦形成之后，个体的认知图式还可能需要进一步进化。皮亚杰用进化论的“遗传”、“适应”等基本观点来解释人的认知功能形成问题。这种进化认识论观点与生物学的进化认识论有明显的不同，它更加注重于个体认知能力的进化与发展，所以我们称之为心理学的进化认识论。

实际上，皮亚杰想通过对人的心理和意识能力的发展加以发生学的研究，以便建立一整套认知理论。从1920年到1970年间，它连续研究儿童的意识能力发展问题，如概念思维、直觉、语言、道德判断等等的发展。这种研究把人的意识世界加以动态的进化论理解。它与生物进化认识论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把认识论建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他们称为“没有形而上学的认识论”。

四、哲学进化认识论的先驱者

随着科学哲学的兴起与发展，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被扩展到了知识世界，这就产生了哲学进化认识论。在这方面，波普最早较系统地把进化论观点直接扩展到知识领域。但是，实际上，将知识发展看成一个进化过程的观点源远流长。波普当时的思想恐怕多少受到了象马赫、彭加勒、皮尔逊等先驱者的影响。早在十九世纪末，许多科学家和学者由于受当时达尔文进化论的巨大冲击而开始坚持将知识的进化、观念的创造和生物进化论相对照。例如，著名物理学家彭加勒以及马赫等人都有类似的看法。

马赫的进化认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人以及人的思想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说：“科学家和他的整个思维，如同任何其他东西一样，都仅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科学家和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不可逾越的鸿沟”（[23]，pp.250）。（2）思想或观念本身的变化也要符合自然选择和最适者生存的原则。在马赫看来，思想或观念也是有机生命的表现，它象达尔文针对有机体的情况所设想的那样，以相同的方式变化和适应。“一种思想缓慢地、逐渐地、费力地转变为不同的思想，很可能象一个动物物种转变为新的物种。许多观念是同时出现的。它们为生存而斗争，与鱼龙、婆罗门和马所作的无异”（转引自[1]，pp.3）。（3）人生来不是“白板”，而是存在着某种“天赋观念”的。例如，“空间知觉是天生的”（[23]，pp.99）。（4）所有的知识和理论都是可错的、暂定的、不完备的，其形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任何认识都只是关于外部世界的一种假设。“自然科学的命题仅仅具有假设的意义”（转引自[1]，pp.8）。（5）思想、知识本身是人类进化的重要推动力。马赫认为，科学知识、原理、定律是为了人们的“方便”而建立的一种假定、假设，人们为了减少麻烦，免除一切重新经验的痛苦，便把各种经验组织成为知识、科学定律等。正因为如此，所以科学对我们人类生活至关重要。“我们的整个科学生活在我们看来好象只不过是我们有机体发展的一个方面”（转引自[1]，第5页）。这里，马赫已经把科学知识同人的生存、进化联系在一起。这与过去学者们仅仅把知识看成是对对象的真理性把握是有所不同的。

与马赫相似，彭加勒也认为，（1）人类认识能力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是在人类感官通过自然选择而适应外部条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是人类在自然选择中形成的最有利的适应外部条件的方式。他说：“通过自然选择，我们的精神本身适应了外部世界的条件，它采用了对于人种来说是最有利的几何学，或者换句话说，是最方便的几何学。这与我们的经验完全相符；几何学不是真实的，它是有利的”（[19]，pp.72）。无论科学理论还是人类整体知识如各种公理、原则、假设等 ，都是人类根据方便、有利的原则而选择的。例如，“经验并没有向我们证明空间有三维；它只是向我们证明，把三维赋予空间是方便的”（[19]，pp.257）。（2）人类认识能力本身离不开对外部世界的“适合”，因为只有这种适合，人类才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分配系统表仅仅是外部事实集合的翻译；如果它有三维，这是因为它本身适合于具有某些特性的世界……这个表之所以建立起来，这是为了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19]，pp.422）。但是人类认识能力的这种“适合”却是靠长期进化（包括个体发育和系统发育两个方面）才形成的，认识能力“是个人长期的经验和人类更为久远的经验的成果”（[19]，pp.259）。（3）彭加勒还象其他所有进化认识论者一样特别强调，认知对生理器官的依赖性。例如，眼睛给我们以三维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或者归因于眼睛会聚的意识，或者归因于睫肌使图象聚焦的调节尝试的意识”（[19]，pp.239）。假如没有一定的生理基础，人类意识就不可能发生。对于完全不能动的生物而言，既不会有空间，也不会有几何学。

著名英国科学家皮尔逊也是进化认识论的先驱者。他认为，（1）意识是生命现象的进化越来越复杂化的必然结果。“当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一切生命都是从某种简单的有机体进化而来的理论时，我们于是就必须承认，随着生命形式成长得越来越复杂，意识也逐渐变成生命的一部分”（[24]，pp.320）。这里一方面反映出意识离不开自然界的长期进化，另一方面意识的产生又标志着生命现象进化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思维和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指明，生物体的这种复杂性必定能在他的存储感觉印象的能力的开端和发展中找到”（[24]，pp.320）。由于进化的程度不同，对人和狗而言，客观存在不是由相同的感觉印象组成的。因此，倘若我们接受人是来自最低等类型的生命的进化论，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感知官能是如何产生的；同时，人将进化到有能力察知这些感觉，即有能力察知哪些知觉对人的生存斗争是有利的（参见[24]，pp.98-99）。（2）人的思维、知识本身又在人的生存斗争中不断进化和发展。“思维作为行为的主导在生存斗争中进化；因此，假如缺乏这一条件，思维就不能进化”。思维能力既是生存斗争的产物，又要以生存斗争为发展的动力。（3）皮尔逊还把进化论的思想扩大到人类历史、道德等所有领域，认为生存斗争是普遍起作用的。“生存斗争不仅包括个体人与个体人的斗争，而且也包括个别社会与个别社会的斗争以及人类总体与其有机的和无机的环境的斗争”（[24]，pp.344）。（4）从进化论出发，皮尔逊认为，人类知识永远不会达到完备的程度，而是永恒地进化着的。“尽管科学自称整个宇宙是它的领域，但是决不要设想，它在每一个部门已经达到或永远能够达到完备的知识”（[24]，pp.26）。

实用主义者大都持类似于马赫等人的进化认识论的观点。尤其是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更直接宣传这种观点。他说：“真理的意义不过是这样的：只要观念（它本身只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有助于使它们与我们经验的其他部分处于圆满的关系中、有助于我们通过概念的捷径，而不用特殊现象的无限相继续，去概括它、运用它，这样，观念就成为真实的了。譬如说，如果有一个概念我们能驾驭，如果一个概念能够顺利地从我们的一部分经验转移到另一部分经验，将事物完满地联系起来，很稳定地工作起来而且能够简化劳动，节省劳动，那未这个概念就是真的”（[20]，pp.32-33）。针对真理的功能，詹姆士指出：“要是真观念对人生没有好处，或者真观念的认识是肯定无益的，而假观念却是唯一有用的，……我们的责任就会是回避真理”（[20]，pp.42）。十分明显，实用主义者把知识的真理性同它对人的有用性相联系起来。胡克甚至明确地用“建构”的观点来表述认识结构的进化。他强调，理智对一切存在物的研究过程既是一个发现过程，也是一个创造和重新建造的过程（[21]，pp.209）。

五、哲学进化认识论的系统化

波普以所有先驱者（包括生物的和心理的进化认识论者以及哲学进化认识论的先驱者）关于知识进化的思想为基础，更进一步将进化论与认识论直接结合起来，第一次将其发展成为系统的科学认识论。在波普看来，一方面，人类知识是长期进化的产物，知识是进化链条上突现的环节，“世界3”和“世界2”都是实际存在的，它们的出现象生命界在“世界1”内部出现一样是一种选择、一种进化；另一方面，知识的进化，即“世界3”的进化也是一个生物进化论式的模式（[18]，pp.11）。认识活动的进展，知识的增长，象生物进化一样，都按照试错法进行。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把自己的书取名为《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1971年，英文版）。在该书中，波普首次系统地用进化论的观点来阐述知识进化（增长）问题，表述了他的“知识达尔文主义”思想。所以，该书被认为是对哲学进化认识论的首次系统阐述。

波普认为，“认识论的主要概念是逻辑的而不是事实的；尽管如此，它的所有例证以及它的许多问题，都可以通过研究知识的起源而提出”（[18]，pp.72）。也就是说，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是采用进化论的方法去展示知识的起源。波普把知识的发展过程本身也描述为一个类似于生物界的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我们知识的增长是一个十分类似于达尔文叫做‘自然选择’的过程的结果；即自然选择假说：我们的知识时时刻刻由那些假说组成，这些假说迄今在它们的生存斗争中幸存下来，由此显示它们的（比较的）适应性；竞争性的斗争淘汰那些不适应的假说” （[18]，pp.273）。

根据波普的观点，理论是任意创造的，是为了解决各种问题而进行的猜测。不同的科学家各自有着不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各自所进行的大胆尝试性解释各有所长，从而造成各种理论猜测之间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就象达尔文所说的物种间的生存竞争一样，是通过各种科学理论之间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而实现的。所以，他把科学进化看成跟生物进化相类似的过程。他说：“我们选择竞争中最优秀的理论，它通过自然选择证明最适于生存。这不仅是一种最严峻的考验，而且是一种最严格的检验”（[22]，pp.84）。波普认为，人们在生存竞争中分辨理论优劣的标准是理论的可证伪度。坎贝尔（Campbell）把波普的上述这些观点称为“自然选择性认识论”(natural-selection epistemology)或“自然选择性方法论”(natural-selection methodology)。

波普及其先驱者的进化认识论显然既不同于洛伦滋、雷德尔等人的生物进化认识论，也不同于皮亚杰等人的心理进化认识论。如果说生物进化认识论注重的是认识的生理前提的话，那么心理进化认识论就注重的是认识的形式结构。然而波普及其先驱者却独避溪径，主要从客观知识的发展（尤其科学理论的进化）去探讨进化认识论，这是一种更加注重认识的内容而不是形式的进化认识论。这种进化认识论相当于关于知识发展的辩证逻辑，我们称之为哲学的进化认识论。然而，尽管波普等人已经提出知识进化是一个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过程，但他并没有讨论知识个体的进化细节问题。如果知识进化真的是一个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过程，那么，由知识变异到科学模型的建立是如何进化的呢？这个问题尚未解决。后来，著名学者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对知识的总体进化和个体发育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从而比较完备地形成了一种认识理论。

坎贝尔对知识进化的总体过程并没有重新进行描述，但他对知识个体由“基因突变”到个体形成的过程进行了比较深入而系统的说明。坎贝尔指出，一开始的时候，产生潜在的新知识的过程是盲目的，因为认识主体并不知道（预见或预知到）他们会发现什么；他们只是盲目地进行试错。在试错过程中，好的变异会保留下来，不好的变异就会被淘汰。坎贝尔还对知识个体形成过程加以了微观而动态的描述。但他对创造知识变异的各种具体机制，通过内部和外部选择被保留下来的知识被贮存和组织（知识表述）的方式以及决定何种知识被选择、何种知识被淘汰的标准等许多细节性问题却未予以认真考察。这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波普及其先驱者首先明确表达并由坎贝尔加以发展的进化认识论已经受到许多人的追随。比如，德国的福尔迈（ Gerhard Vollmer）、Franz M. Wuketits、Robert Kaspar；澳大利亚的John S. Wilkins；美国的E. Sober、G. Radnitzky、N. Rescher、D. L. Hull等等。其中，尤其以福尔迈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因为他把所有进化认识论者的观点加以了很好的总结和概括。实际上，进化认识论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哲学派别。这一派别与科学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不同于只研究科学理论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应该说，科学哲学不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论派别，它对许多的主要认识论问题并未作出解答，而进化认识论却主要是解答认识论的基础性问题的。 　

参　考　文　献

[1]　　　　 李醒民(1995)：“进化认识论和自然主义的先驱”，《自然辨证法通讯》，第6期，第1-9页。

[2]　　　　 史然(1991)：“进化认识论：科学和哲学的新综合”，《自然辩证法研究》，第7期，第29-35页。

[3]　　　　 李平(1994)：“生物进化认识论概述”，《自然辩证法通讯》，第4期，第9-16页。

[4]　　　　 舒远招(1998)： “进化认识论——当代西方新思潮评介”， 《自然辩证法通讯》，第5期，第69-73页。

[5]　　　　 何云峰、金顺尧(1998)：“关于进化认识论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第5期，第78-82页。

[6]　　　　 Wuketits, F. M. (ed., 1984),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in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Dordrecht, Holland.

[7]　　　　 Radnitzky, G. And Bartley, III, W. W. (eds., 1987),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rationality,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Open Court.

[8]　　　　 Hull, D. L. (1988c), Science as a progress: An evolutionary account of the social and conceptual development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　　　　 Gross, A. (1988), Adaptation in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Clarifying Hull's model, Biology and philosophy, 3.

[10]　　　Gary T. Dempsey (1996)：Hayek's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Question of Free Will, Evolution and Cognition, Vienna (Austria), No. 2, Vol. 2, 139-150.

[11]　　　Campbell, D. T. (1960b). Blind variation and selective retention in creative thought as in other knowledge processes. Psychological Review, 67, 380-400.

[12]　　　Campbell, D. T. (1956). Perception as substitute trial and error. Psychological Review, 63, 330-342.

[13]　　　Schlipp, P. A.　(Ed., 1977), 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 (Vol. 14, 1 & 11).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pp. 413-463).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4]　　　Callebaut, W. & Pinxten, R. (eds., 1987), Evolutionary epistemology: a multiparadigm approach,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5]　　　Lorenz, K. (1941): 'Kants lehre vom Apriorischen im Lichte Gegenwārtiger Biologie', Blātter fǖr Deutsche Philosphie 15, P.94-125.

[16]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17]　　　福尔迈：《进化认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8]　　　波普：《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9]　　　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年版。

[20]　　　詹姆士：《实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21]　　　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2]　　　夏基松：《波普哲学述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3]　　　马赫：《感觉的分析》，洪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4]　皮尔逊：《科学的规范》，李醒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