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的走势，《资本论》等著作再一次在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热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分析与研究，重新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高度关注。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就在于其对“当代问题”的穿透力和剖析力，在于其对当代人的价值牵引力和对当代生命的安置力。

危机成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契机

陈章亮（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给美国和世界造成巨大的灾难，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亮点。德国、英国出现《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热，议论社会主义成为时髦。时下，对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仍是见仁见智：认为是美国宏观政策错误及微观评估扭曲造成的；是美国社会消费过度，金融产品无限衍生，以及政府放任自流所致；是上个世纪80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推行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等等。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不触及资本主义的现存制度，仍然未摆脱大象是墙壁或是柱子的窠臼，是非理性和非本质的说明。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考察，从来就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批判资本时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指出资本的生命在于增值，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不断扩张的驱动力，在资本不断扩张过程中表现出资本的贪婪性和疯狂性。这一切都植根于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既表现为计划与放任自由的矛盾，又表现为劳资的对立，而贫富分化加剧的结果则是危机的爆发。垄断、全球化和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只能缓和矛盾并使矛盾呈现出新的特点，并未改变危机的性质和取消危机的必然性，而新自由主义推波助澜又使危机激化。当前的金融危机宣告资本主义发展神话的破灭，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运用新的视角和实现新的超越创造了机遇。

　　我国是在经济全球化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因此在这场危机中是很难独善其身的。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上，既要排除新旧自由主义的影响，又要抛弃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把思想从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变危机为契机，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就要把发展市场经济与加强宏观调控相结合，把发展网络技术的虚拟经济与工业化的实体经济相结合，把金融体制的创新与监管体系的完善相结合，把大力发展生产与扩大消费相结合，实现经济平稳较快的发展。在新形势下，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正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形态，我们还会遇到很多困难，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林樟杰（上海市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会长）：
　　马克思主义不是停滞不变的理论，而是与时俱进的充满活力的理论。正如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圣地亚哥·阿尔瓦雷斯在纪念马克思逝世１００周年的文章中指出的，这种纪念不仅仅是为了缅怀他的业绩和坚定人们的信念，而首先是为了“促使大家深刻地想一想，在考虑到我们所处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运用马克思的思想，同时不断发展和丰富马克思的思想”（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０８年第三期）。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就是运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马克思的思想，以解决新时期面临的现实问题。

站在马克思之外看马克思

何云峰（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要从其文化意蕴中去追寻和探究。文化学马克思主义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条进路。

      马克思主义有三种理论形态和一种实践形态。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文化化的马克思主义（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和学术性马克思主义（即学者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教科书和学术著作等形式）。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在存在形态上，原生态、文化化和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性存在，而学术性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各种研究者。所以，文化学马克思主义从方法论上说，就是研究者将各种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当作文化现象来进行客观地研究。

      当理论形态和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被当作文化性存在而成为研究对象的时候，研究者必须采用文化学的方法。笔者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文化学方法，包括人类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文化解释学的方法、文化现象学的方法、历史文献学的方法等各种实证的方法。以研究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为例。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它兼有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影响。研究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现象，可以采取问题式研究范式。研究者可以提出一些研究问题。在这些研究问题领域，可以采用文化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去探讨文化血液里的马克思主义、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的研究是可以定量也可以定性的。由于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样式具有多样性，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可以提出永无止境的研究课题。其实，对原生态和文化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均可采用这样的文化学方法。

      文化学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基本目标是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而不是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符合西方实证科学规范的马克思学。科学规范的基本原则是价值中立、客观地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能在研究中坚持某种先定的原则，必须跳出马克思主义本身科学地研究它。所以，文化学马克思主义视角是站在马克思之外看马克思。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研究才会不断深入，马克思学才会不断发展。

立足资本逻辑审视当代问题

李薇辉（上海师范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金融资本成为资本运作的最高形式。虚拟资本成为能够带来超额利润的手段。马克思在论述虚拟资本特性时指出其投机性、运动性、扩张性。马克思把投机行为称为赌博，“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资本论》第3卷第497页）。马克思把虚拟资本价格涨跌称为一个复归原点的运动。他说：“一旦风暴过去，这种证券就会回升到它们以前的水平，除非它们代表的是一个破产的或欺诈性质的企业。”（同上，第531页）马克思还认为，虚拟资本的贪婪性充分体现在它的扩张性上。

　　货币作为资本价值的存在能够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这种转移是代表一个资本，还是代表多个资本，要看它实现了多少次商品资本的价值转移。在这种关系中，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甚至增加两倍或者几倍，其实这只不过是同一资本在不同人手里转移罢了。所以马克思认为这类资本的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表现为同一资本在不同人手里转移，从而使一切资本翻倍增加。在虚拟资本的扩张快于现实资本积累的情况下，虚拟资本不仅不反映现实货币资本的积累，而且它的扩张导致了现实资本供求和生息货币资本供求的强烈反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虚拟资本必须以实体资本为基础，虚拟资本轻易获得超额利润，但它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其利润的价值来源于实体经济。虚拟资本能否实现价值增值，必须以企业实体资本运作的有效性为前提，它的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们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必须清醒认识资本和虚拟资本的作用，以趋利避害。

毛勒堂（上海师范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
　　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诸如“美国次贷危机”、“毒奶粉”等事件，在本质上不过是资本逻辑“命运般”泄露出来的存在消息。在现今时代，资本似一道“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成为存在事物之存在的根据，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今天，资本的贪婪本性及其利润至上的原则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对峙、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以及人与自我的人格分离，危及到了人类赖以存续的生态根基、社会秩序和意义向度。因此，在审视当代问题中，若离开资本的视界就不可能获得切实的把握，而对资本的理解中，若错过了马克思的眼界就不可能是深入的，也因此难以切中当代问题的核心。因此，在剖析、诊断和治疗当代社会问题中，马克思思想仍然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立足资本逻辑审视当代社会问题，阐释并彰显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既是一项思想的事业，更是现实的实践参与。

循着马克思的实践逻辑谋创新

高惠珠（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马克思哲学的起点和发展方式所依循着的逻辑首先是马克思对传统西方思辩哲学的清算，他指出了这种思想和研究的无效性，接着考察人的现实存在及人在现实生活过程中是如何被抛入这种状态的，这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后，马克思研究了人的作用、价值与社会发展变化的互动过程，这个过程预示着人未来发展的新途径，以及和社会相契合的一种新状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这三者在马克思那里是循着实践逻辑有机地递进的过程，最终，人的解放就落脚在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上，只有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人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体现的实践品格，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逻辑与现实批判精神是完全契合的。因此，讨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重要的是以马克思的精神深入现实生活，展现理论、体现价值、谋求创新。

　　比如，大家都很认同发展生产力，但是，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单纯当作一个“经济决定论”，而要在解放人的意义上讲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即每个不同能力的人，不同社会集团的人都能分享发展、改革的成果，而不应是一部分人匮乏，另一部分人却畸形消费。实际上，畸形消费的人，在他的生命的感受能力上也是被异化的。所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就是要在当代语境中，研究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在此，“失语”显然不足取，但“形式化”、“新奇化”也是不行的，那仅是一种学术时尚和智力炫耀！在当代视野下，循着马克思的实践逻辑谋创新，才是“正题”。

■动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四大走向”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孙 亮

从“以西解马”走向“以问题解马”

　　反思哲学研究的三十年，我国马哲界在汲取西方现代哲学、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同时，实质上缺乏对“西学”本身问题的反思，比如西方马克思学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版本考证是否就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真实？在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自身的时代有着深刻把握的同时，我们是否还得追问，“他者”问题能成为我们的问题吗？面对这样的问题，过去我们更多地是对“西学”“接着说”。事实上一旦承认如此的“做学生”的方式，马哲界的各种转型也就闭塞了它应当具有的原创性，同时与“西学”展开“对话”也就成为一种弥补自身缺陷的方式。因而，从“以西解马”转到“以问题解马”，就是凸显中国问题，深刻地用哲学的逻辑捕捉住时代的内涵，将“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结合起来，深刻理解马克思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绝不能用“从文本到文本”的“习古斋院式”的做法，那种满足于词句技艺的研究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是相去甚远的。
　　
从“彻底批判教科书”走向“客观评价教科书”

　　目前国内学界通常将“传统教科书”认定为，从恩格斯开始到前苏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斯大林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我国是指以艾思奇、肖前和黄楠森等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模式。由于在马哲界某些学者沉醉于“西学”的文本崇拜中，而“西学”是从批判“以苏解马”的套路开始的，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国内有这样一种说法，那就是“传统教科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重要原理的片面性理解、曲解。这种解读引起了众多学者对“传统教科书”中的一些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进行任意批判割舍。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问题，一些学者意图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这一特性淡化。有些学者在认识论上试图取消反映论，在历史观上试图取消客观历史规律，在本体论上试图悬置对本体的追问，进而取消“唯物主义”，这样对待“传统教科书”显然是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客观评价教科书”意味着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对其转型的背景，即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实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追问与反思，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对“西学”的“学术仿制”。
　　
从“重新理解马克思”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

　　学术界这些年来发出了这样一些呼声：“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一个典型话语，它标示的是将马克思与由恩格斯肇始的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从而重新解读马克思。在这一话语下，存在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两种解释路线。呼吁“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学者指出，两种路线是显著不同的。主张这样的观点的意图在于让马克思回到整个西方哲学的谱系中去，这种说法忽略了马克思思想自身的整体性。我们讲“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意图是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不能将马克思仅仅作为一种在哲学高度上的“批判理论”，它还应当是一种“改造与发展世界的理论”。要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维度下，在政治经济学的客观分析中，将马克思带出哲学襁褓，从哲学之外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马克思哲学范式转型千面化”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转型”　　

　　客观地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缺乏对其自身研究的方法论的普遍共识，“平权的解读”在现代解释学理论上获得了合法支撑，但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讲，这一“平权的解读”却是造成自说自话的根本原因。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是十分严肃的，因为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解放学说，是一种政治方向标。这直接规制了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能只是“意见”，而应该为从中寻求出“政治向度”努力，所有的解读都是要让马克思的“政治向度”更加凸显而有效。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些年来，我们拒绝“大一统”地解读马克思，从而展现出林林总总的马克思的“个性化”解读，而如今，学界应该有一种“集体式”的研究共识，只有这样才能更加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才能有资格“与西方对话”。在我看来，这种共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转型”，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质要求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它的意图在于审视中国现实的时代需要，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养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下，强化其学术性，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观点

周中之（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形式。思想理论要为群众所接受，才有蓬勃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要成为亿万人民群众实践的指南，必须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提高实效性，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形式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和推广马克思主义，必须在继承文化历史遗产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形式，民族特点。首先，从民族的心理特点出发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次，从弘扬民族精神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第三，充分运用民族语言的魅力，增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吸引力。

潘 宁（上海师范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教授）：
　　在开放环境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改革开放30年，不仅使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而且促进了我国思想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使当前我国的意识形态面临新的挑战，要在开放环境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我们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有机地统一起来。这应当着力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正确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关系；二是从生活实践中吸取营养，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持续的理论创新；三是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俗易懂的表现形式；四是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本版文章除孙亮一文外，均取自上海师范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和宣传部联合举办的学术圆桌会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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