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究竟有多么不一样？加州学者张隆溪曾经用了一个例子:小说家波赫士为了彰显中国人的“不一样”，说他在一部中国百科全书里读到中国人对“动物”是这样进行分类的: 一、属于天子的动物，二、经过防腐处理的动物，三、已经驯服的，四、乳猪，五、会尖叫的，六、寓言动物，七、无主的狗，八、属于此类的……，十一、用骆驼细毛可画出的，十二、以此类推，十三、打翻了水瓶的，十四、远观貌似苍蝇的。
波赫士当然是天花乱坠，旨在嘲弄，但傅科却正经八百地去解读波赫士的玩笑。他说，中国人这样“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显示出“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个文化，这个文化专注于空间秩序；对于事物的复杂性的理解，以我们的归类思维方式，与他们是完全无法进行命名、讨论、思考的。”
中国人的“非逻辑”思维在中国哲学家圈内也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题目；梁漱冥就曾经强调过中国人重玄学的直观思维。但是波赫士的“百科全书”如此荒谬而竟有人上当，表示“中国人不一样”这个认定在欧洲是如何的根深蒂固。这种认定在的通俗文化里也非常普遍。
德国南部有个旅游景点，叫“欧州乐园”，有“小意大利”、“小瑞士”、“小法国”等。每个小国里都有鲜花怒放的庭园、雅致的小桥流水。带着民族风味的房子漆着明亮的彩色，童话中的公主和小矮人随着甜美的音乐向游客微笑、点头。
乐园中唯一不属于欧州的国度叫做“巴塔维亚之屋”（巴塔维亚是雅加达旧称）。这个亚州小国嘛，就在一个乌七八黑的水流通道里，阴森森的。游客坐在小船上，看见的是头戴斗笠、蓄山羊胡的蜡制中国人。怪模怪样的亭台楼阁；鳄鱼埋伏水中，长蛇盘身树干对游人丝丝吐信。失火的房子里，一个黄种人强盗高举着尖刀正追杀一个嘶喊的妇女。
“欧州乐园”所推出的亚洲图像使我想起英国作家德昆西的名著“一个鸦片鬼的忏悔”。“忏悔”中当年最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他对自己梦魇的描述。德昆西的梦魇有一个不断重复浮现的主题:“属于亚洲的种种最恐怖的酷刑和意象。”誓如“在中国和印度最常见的热带动物──飞禽猛兽、爬虫、奇花异木”，都以最可怕的形象出现。鳄鱼追咬不放，他逃进“一间中国房子里，里头藤制桌椅的脚突然活动起来；鳄鱼那令人恶心的头和邪恶的眼盯着我看。”但他的孩子将他吵醒，他看见孩子“天真”的、“属于人类”的脸庞时，不禁泪下。
“欧州乐园”所反映的不过是德昆西对欧亚文化差异成见的翻版──欧洲是光明的、理性的、愉悦无邪而安全的，亚洲则是阴森的、非理性的、神秘诧异而危险的。可叹的是，从德昆西到“欧州乐园”，人类已经走了一百五十年的时光！
欧洲人固执地继续相信“中国人不一样”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人们对异国风情有一种自然的向往；神秘而又危险的异国风情较之一般的异国风情又更有刺激性。没有了阴森恐怖的“巴塔维亚之屋”，“欧州乐园”岂不太无聊了？
两极化的东西文化
中国人对西方人自然也有难以打破的成见。在义和团的年代，许许多多的中国农民深信传教士会拐骗小孩，然后在教堂地窖里挖出小孩的眼珠。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仍旧有不少人相信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人性基本上就完全不同。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的上海大报就刊了这么一篇文章:
“中国人深谙兵法，但崇尚和平；我们参战是出于自卫，洋人则爱挑衅、好杀戮及侵略。
中国人出口他们认为最好的东西；洋人出口最能获利的东西。
中国人的疆界由民族融合而定；洋人疆界倚靠刺刀和马靴。
中国人讲义，洋人讲利。
中国人教导子女知足，洋人教导子女要求更多。”
黑白二分、简化到这个程度的思考在这里是无须详论的，但是同样简约制式的思考方式却也同时是许多亚洲领袖津津乐道的所谓“亚洲价值”的基础。在“亚洲价值” 的架构里，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群体文化，而西方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个人文化。人权观念与个人主义是分不开的，因此它是西方所特有的财产，不属中国传统。结论就是:不能将现代西方的人权标准求诸中国。对中国要求人权的，若是中国人，就是卖国叛徒；若是西方人，就是殖民主义者。这种推论法不仅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爱用，西方许多自诩进步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所谓“文化相对论者”，也坚持这样的观点。
这样的观点有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个人主义或者人权观念属不属于中国传统，和应不应该在中国推行人权丝毫没有逻辑上的必然关系。马克思主义显然不属于中国传统，却在中国运行了半个世纪之久。女人缠足显然属于中国传统，却被中国人摈弃了半个世纪以上。所谓传统，不是固定的既成事实，而是不断的突破发生。
第二个问题是，对文化的简化就是对文化的扭曲。中国文化在时间上绵延三千多年，在空间上横越高山大海，在组织上蕴涵数不清的民族，在思想上包容百家学说，还不去提种种巨大的外来影响，誓如佛教。“一言以蔽之”地断言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主义，就是完全无视与儒家并列的种种思想流派，誓如极重个人自由解放的道家，即便是儒家思想本身，又何尝不是一个充满辩证质疑、不断推翻重建的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