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600多年前,《论语》就传入日本,并在日本社会各个领域扎下了根,对日本的影响长达千余年之久。 百济五经博士将《论语》带入日本 据日本史料记载,《论语》来到日本的过程是从日本应神天皇和百济使臣阿直岐的谈话开始的。阿直岐原是朝鲜百济王朝博学多才的使臣,自从奉命送给应神天皇良马等物品后,便被应神天皇盛情挽留,给太子当老师。一天,应神天皇问阿直岐:“你们国内还有比你更博学的人吗?”阿直岐回答说:“有个叫王仁的,8岁进入书院读书,18岁就被录用为五经博士,他的学识要超过我。” 应神天皇求贤若渴,立即派使臣前往百济请王仁。公元5世纪初,王仁渡海前往日本,并带去了中国汉魏以来盛行的《论语集注》中的郑玄注解与何晏集解两部专集在内的10卷《论语》。《论语》正式登陆日本。见到王仁献上的书籍后,应神天皇十分感兴趣,因为日本古代只有口头语言,还没有全国通行的书面文字,于是,应神天皇也请王仁做太子的老师,教授太子学习《论语》等中文典籍,同时还请他在日本皇室推广汉字。王仁不仅耐心地向皇室传授汉字,还创作了日本歌谣,传授了先进的技术工艺,后来他还成为日本人引以为豪的飞鸟文化的始祖。 圣德太子借用《论语》思想立法 王仁将《论语》带入日本后,《论语》在皇室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在圣德太子的身上体现最为明显。圣德太子出生于公元574年,本名马野郎,别名厩户皇子,据说他出生在马厩里。圣德太子非常聪明,能同时听8个人的陈述,并分析出其中的道理。他一心向佛,还精通中国的经史,并写得一手颇得六朝风韵的汉文书法,将王羲之的字体模仿得形神兼备。 在圣德太子22岁时,其姑姑在政治斗争中取胜,将他委任为皇太子兼摄政王,此后实际掌管国家数十年。他把《论语》的中心总结为“礼”和“仁”两方面。他所制定的日本宪法的前身《17条宪法》就是以《论语》思想为基础衍生出来的。《17条宪法》中的第一条开头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明显出自《论语》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圣德太子还广设国家学堂“学问所”,挂孔子画像于正堂,尊孔子为“先圣”,要求学生必修《论语》,以及《周易》、《尚书》、《左传》等汉学。 他首创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制度,派遣大量学生到中国学习儒学。在日本的第一座高等学院“总艺种智院”里,贵族子弟必读的书目里就包括《论语》。当时,有数以万计的日本青年在各类学校中诵读《论语》,学习经典,虽然他们的总数仅占当时人口的少数,但是对于《论语》的传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明治天皇巩固《论语》在道德教育上的地位 幕府统治建立后,《论语》又成为维护幕府稳定统治的有力工具。德川家康积极扶植儒学,把朱子学定为官学,复兴学校,大量印发《论语》等书籍。他和以后的数代幕府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使儒学在日本达到了一个全盛时期。在统治阶层中,《论语》配合了幕府大力宣扬崇尚武艺精神和武士道的工作,成为思想统治的工具。然而同时,在普通不识字的日本民众中,《论语》也渐渐成为日本人生活中的思想源泉,出现了用《论语》而不知《论语》的有趣现象。《论语》受到极大欢迎,直到17世纪,日本精英伊藤仁斋等人仍然对《论语》推崇备至,称其为“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 明治维新开始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政府决心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同时抵制自由民权思想,为此,明治天皇颁发了“道德以孔子为先”的圣旨,《论语》在日本道德教育上的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民间在官方的推动下成立了日本近代规模最大的儒学团体“斯文会”等儒学组织,协助巩固皇权。 “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的经商之道 在明治维新期间,还出现了以涩泽荣一为代表的以《论语》经商的热潮。1840年出生的涩泽荣一自幼便学习汉语。1867年,他作为日本使节团成员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后又在欧洲游历将近2年,当时欧洲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制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已经成为主管国家预算的大藏少辅,却毅然弃官从商。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并由此开始了自己极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生涯。业务遍及金融、铁道、海运、矿山、纺织、钢铁、造船、机电、保险、建筑等众多领域,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 涩泽荣一将他的成功之道写成《论语和算盘》一书,他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执《论语》的企业家,以《论语和算盘》、儒家道德和经济合一的思想著称于世,拨算盘是利,读《论语》是道德,他相信《论语》和算盘二者应该相伴随、相一致。晚年涩泽荣一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搜集、整理和研究《论语》。1923年,他在二松学舍(现在的二松学舍大学)结合自己一生的体验讲解《论语》,阐述自己的论语算盘学说,并整理出版了《论语讲义》一书,该书被认为是一部难得的儒家资本主义经济论著。 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说”在日本工商界一直被奉为经营指南和经营宝典,在二战后更是被发扬光大。即便到了今天,在日本民间、商界,对《论语》解读、阐释的书籍仍然十分热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