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线日渐模糊，但这或许是以品质的丧失为代价。

旅游作家耶尔说:“对我来说，什么高雅和低俗、罪愆和无辜、大众文化和中产文化都已经过时了，正如东方西方、新旧这些观念一样。”

斯科特•丁伯格 《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

大约50年前，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们才开始忙乎于构建或重构有关何种文化有利于我们、何种文化是糟糕的文化的等级划分理论。美国文人多维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曾写了一篇题为《大众文化和中产文化》的著名文章。在其中，他提出，这两种文化其实都是传统高雅文化退化后的产物。美国著名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在一篇有广泛影响力的关于现代油画的文章中对“先锋艺术”(Avant-garde)和“庸俗艺术”（Kitsch）作了一番考察，他非常支持先锋艺术，认为它是人类精神所必不可少的，同时，他将后者谴责为法西斯运动的导火线。但从笔者与一批继承了麦克唐纳和格林伯格观点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的交谈中发现，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等级层次阙如、近乎乌托邦的文化世界中。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人都与我一样拥有反差极大的口味爱好:一边在看《南方公园》（美国的一部喜剧动画剧集），一边欣赏着舒伯特的音乐；既能沉浸在詹姆斯•凯恩（James M. Cain，美国硬派小说代表作家）情节紧凑的小说中，也喜欢安东尼奥尼（Antonioni）带有哲学探索意味的艺术电影。

是否内疚感和羞愧在塑造人们的口味爱好方面仍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人们众口一词地给出了否定的答复。当我询问我的同僚这个夏天他们在消费什么样的文化时，我发现，人们充溢着一种自我良好的感觉，呈现出一种开阔的眼界，没有任何焦虑感。

“我的读物大多是那种难懂和貌似不凡的作品。”《纽约客》杂志古典音乐评论家亚历克斯•罗斯（Alex Ross）说道，他喜欢阅读现代派的经典作品。“但说到看电影，我喜欢看那些奢华的好莱坞大片。我从来不关心我的这些经历属于何种文化层次这个问题。”

“我很有可能会去看《地狱男爵Ⅱ》。”时尚电子杂志《Salon》的书评家劳拉•米勒（Laura Miller）说，“我喜欢在电影院里看爆米花电影。”

资深旅游作家皮科•耶尔（Pico Iyer）告诉笔者:“近几个夏天里最值得一提的事就是观看喜剧电影《疯狂神父》。最初我是在举行首映式的一个包间里看的，后来我又重回电影院看了第二遍。主角杰克•布莱克即兴演唱的赞美诗太令人陶醉了。”和其他正规的21世纪新人一样，耶尔的爱好也是混杂的:今年夏天，他最喜欢的电影是《4月3周又2天》，一部主题沉重的罗马尼亚艺术片。

并非因为艺术片有什么了不起。“对我来说，什么高雅和低俗、罪愆和无辜、大众文化和中产文化都已经过时了，正如东方西方、新旧这些观念一样。”耶尔说道，他认为全球化和互联网已对所有的东西进行了重新洗牌。“如今的那些最富吸引力的艺术家，从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著名的印度裔英国作家）到冰岛摇滚乐队Sigur Ros，无不在以各种方式混淆着文化阶层的界限，以至于我们乐得不知道究竟我们是得到了艺术的升华还是得到了娱乐。”

自由地获得文化

但文化阶层的这一融合是怎么会发生得如此迅速而彻底？

罗斯认为，他在听音乐方面的经历——从梅西安（Messiaen， 著名法国现代作曲家）到梅西•埃丽奥特（Missy Elliott，流行的Hip-Hop音乐人）再到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美国爵士乐巨人）——堪称一个典型例证。“最自然的状态就是要保有这种好奇心和开阔的心胸。”他说道，并将之描述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美国式冲动。直到20世纪，人们才真正开始对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分门别类和组合”。

罗斯很喜欢美国史学家劳伦斯•勒文在《高雅/低俗》一书开头章节的描写。在该场景，勒文描写了19世纪美国边疆地区上演莎士比亚作品的情况。“这些节目都是一些大杂烩，里面既有罗西尼的咏叹调，又有专门配合杂耍表演的钢琴演出，然后再来一段弦乐四重奏，然后是舞蹈表演，再然后添加一些莎翁的东西。”这种大杂烩，他说，“早就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文化。”而当今的折中主义运动正是向文化成为神圣事物之前那个时代的本真回归。

小说家兼影评家斯蒂夫•埃里克森（Steve Erickson）认为:“与其他东西一样，大众传媒打破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界线。”他说:“‘披头士’之所以风靡世界，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出现在了时间轴的一个恰当的点上。”出道时的他们可以上电视节目“The Ed Sullivan Show”露面，又能登上杂志封面，还能录制唱片，让全世界都能以前所未有的快捷速度聆听到他们的歌曲。由于“披头士”对古典音乐和实验音乐都抱有兴趣，他们使得高雅、低俗间的严格区分不再有效:光是凭着1966年的《左*手枪》专辑，埃里克森说:“‘披头士’就抹去了所有这些层次之分。”

其他方面的界线也在日益消融。曾经不受欢迎的音乐家，如去年夏天去世的迷幻牛仔李•海泽伍德（Lee Hazlewood，老牌乡村音乐歌手、作曲家），如今变得非常“酷”，“因为人们重新开始不带文化偏见地用崭新的耳朵去倾听他的音乐。”埃里克森说道，“如今的孩子们可以直接到YouTube网站观看他们要看的东西，而无需背负传统的包袱。”

但在其他一些被视为具有堡垒地位的文化领域，界线的消融仍需时日。“滞后于其他文化方面的一个领域就是文学领域。”埃里克森说道，“原因就在于有《纽约时报》这样的固守高雅、低俗之分的文化机构的存在。”它只关注那些现实主义的、所谓的“文学小说”，而漠视那些类型小说，这些小说深深植根于幻想、恐怖等通俗的传统题材。

情形或许是如此，但常为《纽约时报》撰稿的米勒倒不认为文学界人士有多么在乎这些文学分类。他们甚至不再认为低俗作品是只为人们带来内疚的快感的事物。“我认为，大多数人光是因为自己在阅读就感到非常自豪，以至于他们不想费劲来区分什么高雅和低俗。”

相反，对于那些在他们看来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或是完全愚蠢的事，他们才感到内疚。

“使人们感到困窘的事是他们观看流行剧集《24小时》到了无法自拔的地步，这事非常不合‘政治正确’，但人们就是没法停止去看它。这与那些肤浅的娱乐不同。假如我在看些类似于‘熟女文学’的东西，我不认为我会感到内疚。对于无伤大雅的轻娱乐，谁还会真的为之感到自责？”

她还说，自从收音机和电影开始主宰人们的闲暇时间以来，美国人就开始将阅读视为“增进道德修养”的事，而上世纪50年代电视机的问世又使阅读显得更具道德内涵。随着阅读被互联网和其他新兴事物挤到了边缘，阅读与美德之间的关联也得到了强化。

价值的回归

但有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太急于抹杀文化层次之间的差别了。我一直有种担忧，随着我们失去了分辨真正品质的能力，我们得到的只是低质产品。

“我们现今所拥有的似乎是一个层次等级分明的媒体世界。”耶尔说道，“而曾经，舞蹈、古典音乐、歌剧，甚至连戏剧和书籍，所有这些在二三十年前还在《时代》杂志上占据有各自的版面，如今，这些都被视为类似于阳春白雪的偏僻东西，只有一小批内行人士才对之感兴趣。”而杂志的相应篇幅“如今也让位于布兰妮的演出介绍或是关于新款iPhone的延伸报道”。

人们不再为阅读低俗小说而感到自责，相反，我们害怕因去听室内乐或是爵士乐而一不小心把自己弄成了“精英分子”。“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似乎已经提前决定了哪些艺术是精英主义的，哪些是流行的，因此使得人们为自己观看欧洲电影（艺术电影的代名词）和阅读那些不适合被改编为电影剧本的小说而感到内疚。”

笔者倒是希望，随着过去严格的文化等级层次的消亡而来的是作品的百花齐放，这些作品吸纳了整个文化的所有方面，但同时又具备了精妙绝伦的结构形式，例如David Mitchell写于2004年的小说《云图》（Cloud Atlas），或是2008年度普利策奖得主朱诺特•迪亚兹（Junot Diaz）的《奥斯卡•瓦奥的短暂而奇妙的生活》。

这也是我在去观看《蝙蝠侠:黑暗骑士》时所期待的。可别忘了，这部新片的导演是克里斯多夫•诺兰（Christopher Nolan），一个电影界的局外人（兼文学爱好者），他的第一部杰作《记忆碎片》，讲述了独特的个人幻想，它与好莱坞主流影片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