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非一时一人之作。《易经》是中国古代卜官在长期积累起来的卜筮记录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一部占筮书，它是被宗教巫术大氅包裹着的人类孩提时代的百科全书，约成书于殷末周初之际；《易传》（十翼）是以儒家思想为宗，吸收道家、阴阳家思想而成的一部解释发挥《易经》的著作，成书于春秋到战国中期。《易传》的贡献在于，把《易经》从占筮的殿堂里超脱出来，向哲理之书转变。汉时，《易传》被认为孔子所作，《易经》的地位也因此而抬高，而有《经》、《传》合编的《周易》。扬雄称赞“六经之大莫如《易》”，《周易》从而成为六经之首。
　　

一


　　《周易》一书相当广泛地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以及生活方式、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心理结构等。它与儒、道、墨、法、名、阴阳各家思想体系的形成，有密切的联系。
　　中国古代，《易》凡有三。《周礼·太卜》记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是其同，卦爻辞大致相似，抑还大异，６４卦排列次序相异或相似，则不得而考。三《易》作于何时何人，历代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引郑玄《易赞》和《易论》：“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郑玄引杜子春说：“《连山》，宓戏，《归藏》，黄帝。”孔颖达按：“《世谱》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一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大体可定为神农（史称炎帝）作《连山》，黄帝作《归藏》，伏羲作《周易》。现在中华民族的后裔仍称为炎黄子孙，便蕴含着文化上的认同，三《易》应是华夏文化的源头之一。
　　首先，儒家重中国宗法制的祖先崇拜，源自父系社会的习俗，是生殖崇拜的延续。在《易》中也反映了这种思想。先民们“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以类万物之情”。从人类的“男女构精”，而推衍出“万物化生”。因此有对男女生殖器的崇拜。《易》的阳爻—和阴爻—，遗留了这种崇拜的痕迹。现存《周易》以乾为首卦，“乾道成男”，似男性生殖器的崇拜。《周易》为伏羲始作、文王所演，崇尚历史上的君主和贤人，讲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即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借《周易》而发扬儒家贵刚尊阳的传统文化思想。
　　《周易》是儒家思想的渊源。易象日月，《说文》引《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广雅·释言》：“周，旋也。”“周易”有日月周旋相追逐的意思，体现了乾的刚健或自强不息的精神心态。天为刚、为阳、为动，《周易》言天性喜动，先秦儒家一般以天为主动，以天道为准。后儒如周敦颐主静，乃吸收道家思想而流出。他的学生二程，便以为讲主静易流入佛道，而提出“主敬”说，以明与佛道相区别。
　　儒家创始人孔子，对《周易》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和兴趣。汉代学者普遍认为孔子作《易传》（十翼），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时，受到《周易》的启示，其后学在作《易传》时，尽管吸收了道家、阴阳家的思想，但以儒家为宗，发挥《周易》尊天崇阳思想，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这种模式来规范天地、乾坤，便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万物的资始资生，便是“统天”或“承天”。在这里天与物乃至人，并非异在的存在，而蕴含着彼此的和谐，意味不到它们之间的冲突或斗争。即使是作为象征阴的地，以及其属性柔，亦纳入到“顺承天”的轨道，而没有发展出尊地（坤）崇阴的思想，明显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于道家、阴阳家思想的包容。
　　《易经》对自身６４卦排列次序、性质、特点，没有作出说明或解释，《易传》的贡献，便是用春秋战国时所达到的思维高度去解释《易经》，使《易经》从宗教筮术中摆脱出来，而赋予哲学的意义。儒家的宇宙模式、社会结构、伦理范式和道德意识，是《周易》阴阳转化、内外对应、上下交错等基本观念及其关系的引伸。《论语》并没有构筑成一个宇宙模式，真正构成儒家宇宙模式雏型的是吸收了道家、阴阳家思想的《易传》哲学。
　　《易传》把《周易》的一、—卦画确定为阴阳，以阴—和阳—这两个基本要素通释８卦、６４卦，解开了《周易》符号之谜。于是人们便可以从这两个符号组合成的各种卦画中追求其间的联系、变化、发展，确定８卦和６４卦各卦的性质、功能、地位以及其间种种复杂的变化关系。“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易传》对《易经》总体精神的描述和体验，分体而言，便是天道、地道、人道，三才都分而为二，体现了阴阳对峙的性质。“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构成了天地自然社会一体化的思维模式；同时阴阳在贯通天、地、人三道中，与《周易》原有架构相结合，而推演出《易传》的宇宙模式。这个宇宙模式与社会模式的核心便是象征阴阳的天地，构成了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由自然到社会制度、伦理道德的一体化系统。
　　儒家在政治上发挥《周易》的德治思想，在人际之间主张以忠、孝、节、义、仁、谦为内容的道德规范，孔子在《论语·子路》引《周易·恒》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操守德行，总要招致羞耻，孔子讲：“主忠信，徙义，崇德。”《乾文言》亦借孔子的话说明臣对君要忠，待人以信。人与人之间应遵守“仁”的原则，把“爱人”作为“仁”的内容，是对人的自我人格的觉醒，亦是人我关系的理性自觉。
　　其次，据传《归藏》为黄帝《易》，以坤为首卦，“坤道成女”，似女性生殖器崇拜。地和女相对于天和男来说，属于阴；相对于天和男的刚健来说，属于柔顺；相对于自强不息来说，属于自然无为。后来道家贵柔尊阴，崇尚自然无为，发扬《归藏》阴柔的文化思想，尊崇与儒家不同的黄老道统。
　　老子便是从女性生殖崇拜而推及天地万物的产生：“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牝是指女性生殖器，玄牝是一般的女性生殖器。天地万物都是从这个玄牝中生养出来。老子认为作为“天地根”的玄牝，就是道。“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正是从中空的玄牝去概括、想象、规定道的形状和性质。在这里“道冲”和“玄牝”撇去外在的形状和称谓，其本质特性就是空虚或无，这是共性。老子是把器物的无有关系和玄牝的生育功能，扩展为宇宙天地万物的生成，从而建立了以道为万物存在普遍根据的本体论。它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尤重理性，可谓经验理性，这是老子建立哲学体系的思维方法。
　　从《老子》中可窥见与《归藏》的契合。《归藏》可能较《周易》为更古的本子，两《易》卦爻辞可能有互渗交织的情况。儒家发挥《周易》有为思想，主入世，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但老子主避世，倡导无为，是对《易经》中退隐思想的发挥。比如《遯》卦讲隐退自然，与世无争，不求闻达，启迪了老子，使之成为道家思想的要旨。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实乃对《易经》的体悟。道体为无，无生有，初为浑沌未分的一；“分而为二以象两”，即阴阳两爻，万物中都包涵阴阳的属性：“挂一以象三”，阴阳相互转换、交错、变化、冲撞、终至媾和，“冲气以为和”，老子的宇宙万物生成论和数字的推衍，是从《易经》成卦的程序以及易有两仪、四象、八卦的启示下衍生出来的，构成了道家宇宙本体论的生成论的基本模式。
　　《易经》具有丰富的矛盾对立、变化发展和对待转化的观念，老子受此启发，认为自然和社会中，对立矛盾和发展变化以及相互转化是普遍的。然而儒道两家在发挥《易》时，儒以阳刚方面起决定作用，以刚克柔，其发展的趋势是刚强。道以阴柔方面起决定作用，以柔克刚，其发展趋势是柔弱。并以为柔弱代表着生命、新生、生长，具有希望、发展的趋向，刚强代表着枯槁、衰老、僵硬，具有死亡、止息的趋向。儒道两家从《易》而发展出辩证法思想的两种形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侧面接近、认识事物。道家主张无为而任自然，不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反对儒家有为、革命、斗争，而主张不争。儒家孔子等承认有超自然的天神存在，但采取不太理睬的态度，他们注重社会人事，于自然哲学不太关心；道家从万物归藏于地出发，关心地上万物的生长、消亡，从而探讨万物的本原和本体问题，这便是道或无。道家在这个探讨中否定了儒家天地万物由超自然的天神所主宰的思想，这一否定，是哲学思想的重大突破，它开启了从人类理性主义的角度来思考宇宙自然哲学问题。
　　再次，据传《连山》以艮为首卦，艮是天地交合所生的少男。卦象山山相连，所以叫《连山》或“兼山”。相传夏曰《连山》，代表了夏文化的精华。墨家创始人墨子生于鲁，青少年时受周文化的熏陶，与儒家一样，称道尧舜。然儒墨“取舍不同”，认为儒家“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以与民共难同苦的夏禹为楷模。墨子称道夏禹“‘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袭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者之道，不足为墨’”。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派，继承夏禹不怕劳苦，利民救世的精神，这种精神犹如山那样坚定，似山那样不屈，便是艮（山）的精神体现。
　　《连山》的兼山之意，启迪了墨家思想的建构。墨子思想的宗旨是“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社会之所以争斗，天下之所以大乱，其原因所在，就是不相爱。所谓相爱，并非独爱，独爱亦是天下祸乱的原因之一。墨子认为必须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来代替不相爱或独爱之法，才不会发生强执弱、众劫寡、富侮贫、贵敖贱、诈欺愚等事件发生。“兼相爱、交相利”蕴含着博爱互利的意义，便是“爱无差等”、“不辟亲疏”，而与儒家孔孟有别。尽管在当时很难也不可能实行，但墨子寄予了极大的热情和真诚，希望实现兼爱交利，平等互助的理想国。
　　中国文化思想从原始崇拜物的不同，而形成由代表阴阳—、—这种属性的符号排列、组合为卦画的三《易》，逐渐发展为儒、道、墨三家思想体系。他们是中国最早创立的学派，对中国文化思想有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二


　　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儒、道、墨、名、法、阴阳以及后来的释、道二教，都竞相阐发《周易》，且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哲学家，几乎无不与《周易》有关系，这种独特现象，是任何一部古籍所不及的。
　　春秋战国时期《周易》由卜筮之官掌管，限制了它的流传和民间的使用。后来儒家门徒按照他们的哲学、政治思想解释《易经》，而有《易传》之作。这时对《易》的发挥主要是使其儒学化，与哲理、伦理相结合。秦汉时期，《周易》作为卜筮之书而免遭秦始皇的焚书。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易经》便随着当时人认为孔子所作的《易传》地位的抬高而抬高，班固称其为“大道之源”。汉人讲《易》，大致三系：由田何而施仇、孟喜、梁丘贺；由焦赣而京房；由费直而郑玄、荀爽。其特点是《周易》的象数化和讖纬化。它与各门具体科学相结合，来解释天文、地理、人事等现象；《易》由卜筮之书一跃而成六经之首，立于学官，成为官方经典；汉代《易》学，章句之风盛行，烦琐之弊严重，《易》学发展面临危机。
　　魏晋时期，王弼一扫汉《易》的象数讖纬之风，烦琐不实之陋，而重义理，发挥微言大义；以简约代替支离，主张得卦之意，而不执着于象，“得意忘象”，一反汉代经学沉闷僵死学风，开一代之新风。隋唐时期，义理易和象数易并行，孔颖达采王弼义理之学，作《周易正义》，为官方定本。另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宗汉《易》之象数。同时与释、道相结合，道教有《周易参同契》之作，佛教有李通玄和澄观把《周易》与华严相圆通。突破了儒家之界限，而为三教之学。
　　宋明时期，理学产生，它是儒、释、道长期融合的结果，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第一次整合。因此宋《易》亦是儒、释、道的合流。宋元明讲《易》，注重假借《易》以发挥自己思想，《易》学便理学化和图书化。这时的特点是：从象数和义理并行而走向统一，并创立图书派；从抽象思维方面发展了《易》学，也丰富了理学家的哲学思想；《易》经宋人解释而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国。清代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倡导，汉《易》复萌，而有汉、宋易学之争。康熙鉴于“门户交争，务求相胜”的形势，采取“兼收并采，不病异同”的方针，敕李光地采摭群言，撰成《周易析中》，易学走向会归和总结，促使了汉易与宋易的结合；清代的考据学，是在特定社会政治条件下的产物，由于知识分子的努力，在整理古籍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使汉《易》得以初步恢复。
　　《易》学在它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与该阶段的需要相适应，而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思想、时代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