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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自由人”思想与网络时代的超验性——一种文化社会学视角的解释

时间:2008/4/3 13:53:45,点击:0

内容摘要：

马克思的“自由人”思想是马克思价值理想的重要体现。作为一种文化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的一种普遍的人类文化价值。网络时代的到来，意味着马克思的“自由人”思想从哲学命题走向日常生活文化的命题。网络生活的“超验性”是“自由人”的新状态，也带来对人的自由发展的新的理解与反思。

一、马克思“自由人”思想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

　　马克思的“自由人”思想是马克思价值理想的重要体现，其完整表述反映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那段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

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作为未来社会的价值理想提出来的。在其现实性上，它被放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框架之中去解释。马克思认为，消灭了私有制，人就可以摆脱异化、获得全面自由，因而，未来社会应该是一个每个人的自我价值都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

　　马克思的“自由人”思想又是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的命题被阐发的。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认为，在前工业社会的漫长时期，个人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和社会分工的不发达，个人只能成为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是人的发展的最初阶段。人的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商品经济获得极大发展的工业社会阶段。在这个阶段，随着社会商品交换、发达的社会分工和物质财富的丰富，将会形成“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马克思所设想的第三阶段，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时才会形成“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2]。

　　在今天，马克思的“自由人”思想正在获得一种更广义的中性视角，即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在这个角度上，马克思描述的这一未来理想，也是一种广义的现代性的文化理想；一种当代的“社会人”、“社会共同体”的文化价值理想。它本身包含着一个现代性的、普遍的人文尺度，即人人有权利获得自由、平等的发展。

　　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尽管至今还远没有得到充分实现，但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文化过程，“人的自由发展”的命题已成为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得到了许多学科和理论的回应与建构。比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人格理论、社会化理论，就是以研究人的社会性发展、人格发展为主题的，它引导着社会成员经历一个终身发展、终身社会化的过程，体现了社会进步的主题之一是使人成为人。又如20世纪50年代后兴起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人应该达到更高的成长水平，相信人自身有扩展、丰富、完善自我的潜能，能够成为不断自我实现的人。再如当代学习理论与教育理念，提出了未来社会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社会，给每个人以学习者的尊严，强调终身学习、回归学习，使人的自由发展问题进入不断学习、终身教育、终身成长的社

会层面。纵览影响当代世界的一系列宏观社会理论，如全球化理论、发展理论、后现代理论、消费社会理论、社会性别理论等，我们都能看到与马克思“人的自由发展”命题相关的建构与批判性质。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自由人”的文化设计，有两个关注点：一是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后，人可能或应该成为什么；二是人的发展取向与未来公正、平等的社会结构的设置。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到现代社会结构建构的反思点。

　　当代发达国家虽然远没有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但它还是展示了建立相对合理的阶层文化框架的可能性，如：中产阶级占人口比例的多数、基本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税收制度，以及对“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普遍主义价值的追求。马克思在150多年前提出的“高额累进遗产税制”、“社会失业保障制”等制度，在当代发达国家已变成了可操作的法律法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2000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体面的生活水平，足够的营养、医疗、教育，体面的工作，是发展的目标，也是人的权利。”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意识与价值观念在当代的彰显。

20世纪以来，所有对现代性的反思都回到了人的尊严，回到人本身。马克思的“自由人”思想已从19世纪的社会主义价值和社会哲学，变成了21世纪的一种普遍的人类文化价值，以致一些西方学者毫不隐讳地说：“马克思是活着的思想家”、“马克思是看不见的手”。

二、网络时代的超验性与“自由人”的新状态

　　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显现出以人为本是现代文明不可逆转的趋向，同时，也鲜明地标示出他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特征，即强调社会经济过程和关系的首要性。马克思坚持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

　　从马克思当年作出论述到今天，人类已经历了从工业文明到信息文明的变革。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电子信息技术革命的爆发，使整个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网络技术及网络文化对日常“生活一文化”空间的开拓，网络生活的超验性正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新的条件，它意味着马克思的“自由人”思想从哲学命题进入了“日常生活文化”的命题。

　　在马克思那里，“自由人”是可以定义的，是诉诸于特有的经济关系与价值尺度的，是宏观结构的未来社会理想；在今天，网络时代的“自由人”状态却包含着不可能完全清晰定义的界面，是个人化、多元化的，它延伸于不确定性的网络生活、“虚拟世界”中。

网络生活的“超验性”意味着两个方面：一是相对于现实生活它是超验的。网络生活不完全属于现实生活，它可以远离现实生活，“自由”就意味着“在线上”。二是相对于既有的文化标准来说，网络也是超验的。网络生活有其非标准化的一面，它使人超越了自己现实的社会角色身份。网络的影像世界打开了普通人多元的审美视界，你不能否认其间的审美价值，但它的许多内容却是非标准的、非现实的。网络的这种“超验性”，意味着“社会人”与“社会现实”、与“自我内心”的某种不完全统一、不完全确定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很个人化的“自由人”选择。

　　首先是虚拟空间的享用。网络文化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一个虚拟文化空间。互联网的技术安排不是中央控制式的，而是分列式的，它的终端是个人。这种技术特性带来了天然的平等性、个人性，以及选择性、多样性、虚拟性。在这种虚拟空间中，你是老板还是雇员并不重要，你身处哪种经济所有制成分也不重要。比尔·盖茨所谓“在互联网面前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网络虚拟性的存在，意味着技术手段对“个人自由空间”的再设置。所谓“信息高速公路上的顽童”、“没有尽头的青春期”，就是尼葛洛庞蒂对这种“个人自由空间”的褒扬。网络小说、动画、音乐、性感影像、消费时尚、短信、影碟、网络聊天等，打开了一个个创造力、想像力的世界；“我点击，我快乐”；网络的虚拟空间可以与现实社会关系脱节，成为社会关系的某种情境、边缘、延伸。当前，日本青年中出现了拒绝进入成人社会、以网络游戏为生的“宅人”；在中国，也出了一茬茬网络玩家、网络写手，甚至是少年写手，他们是虚拟世界的选择者、依赖者或收获者。中国虽然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网络的发展速度却十分惊人。目前，中国的上网人数已达7800万人，居世界第二位。当代中国青年的社会化、成人的社会化过程，都与网络文化相关。

当我们说现在的青年人是@一代、e一代、打口的一代时，不要忘记他们都是享受虚拟世界的一代。“虚拟人”的最大特点是可以远离其现实的社会角色，包括虚拟发财、虚拟爱情、虚拟成功……总之虚拟那些人们在现实中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一切。

　　其次是跨文化互动中的个人化游离。“自由人”是一种内心世界的主体感受：“我”感受到自由，才是自由。跨文化体验常常也表现为一种网络时代的超验性及自由人状态。在当代中国城市青年与大学生中，许多文化经验不是真实生活中获得的，而是媒体网络的跨文化体验。如国内一些语言学校，在英语训练中把《毕业生》、《六人行》等美国描写青春期大学生的影片作为多媒体教学的背景教材。这些影片涉及到美国青年在青春期的苦闷与性社会化过程，其内容并不完全适合当下中国，但却为中国的高中生、大学生们提供了一种跨文化比较的超验性体验。类似的超验性体验还有很多，凡是人们没亲身经历过的感受、事件，都可以从网络上下载。“下载”这个网络动作，就是一个获得超验性的、跨文化体验的路径。经由这个路径获得的体验，同样起着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参照作用。

　　跨文化体验的实质是多元社会性标准的存在及反思性视角。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早期，人们的文化经验都是与本土文化(本民族的、社区的)相联系的，文化体验是与确定地点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如语言、历史、习俗等；所有的文化体验都可以由好与坏、美与丑、是与非等价值标准来评判。而今，全球化、网络化提供了一种跨文化风景，“人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被大量、快速分享的巨大的全球网络中”[4]，图像、观念、商品和时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地散布到世界各地，甚至很小的决策——穿什么、如何打发空闲时间、如何认同自己，都受到跨国文化信息的影响。人们可以通过网络、电视感受丰富多彩的价值观及文化生活方式，而这些并非是在本国、本地区所亲身体验的。

　　在中国，即使在主流意识形态十分强大的情形下，游离于本土文化现实感受与跨文化情境之间的新“个人主义”状态也在网络上自足自乐地发展起来，它反映了“由不同文化源素所组成的‘混血式认同’的新形式”正在取代本土性的文化认同。[5]它刺激了当代中国青年人的创造力与想像力，也增加了这个时代个人与社会的道德风险。当代中国青年教育的难点正在于此，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网络上的“上海宝贝”现象、“木子美”现象。

在新型媒体所提供的跨文化经验背景下，自我认同成了一种反思性的活动。“依据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影响的日常生活愈被重构，个体也就愈会被迫在多样性的选择中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进行讨价还价”[6]。“反思性”、“讨价还价”的选择，就是跨文化互动中的个人化游离的写照。

再次是后现代的、身体的感受。网络文化提供的“自由人”的感受，也是一种后现代的、身体的感受。这些感受的基础不再是较为传统的直接的社会文化经验，而多为大众文化的影像内容。“被感受的生命状态”，包括种族互动、社会性别意识、对身体的理解、情爱表达、生活格调细节，以及通过数码技术处理与复制过的色彩、姿态、情色、人的美体等。这些感受不像早期现代性那样有清晰的边界，它是零碎的、无中心的、私向化的，它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世界。

由于网络的视听文化、虚拟文化特性，带来了更直接的人的感官刺激、影像冲击，提供了过去时代所没有的“超验性消费”的技术手段，人们尽可以在网络上让身体在“感受的河流中漂浮，将自我沉浸在不进行思考的快乐体验中”[7]，而不必顾忌别人如何看你。它扩张了人们的审美直觉，扩张了与理性相对立的“生命冲动”和“人性感受”。

因此，齐格蒙·鲍曼说：“后现代身体首要的是一个感觉的接受者。它接受并吸收体验，接受刺激的能力使它变成一种乐趣的工具。”[8]这句话听起来似乎离中国的现实很远，但在中国，难以计数的光盘影碟，包括各种类型的海外片进入普通百姓人家的电脑、DVD、VCD机屏幕，其实已经形成了一场非正式的“文化革命”。其后果之一，就是在持续性的　影像冲击下，“后现代身体意识”普及，即与自我满足、快乐、自我实现相联系的身体性认同的扩展。

中国正在经历向市场社会、城市社会、消费社会的转变。与之相联系的消费意识、休闲意识也诱导着人们通过越来越丰富的需求来增加自身的开放性与适应性。鲍曼说：“情不自禁、持续不断和无法阻止的渴望，包括身体的渴望，因快乐身体的缘故而追求自由，已上升到常规的文化层次。”[9]这是理解当代中国心理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

在全球化背景下，生活方式中的“自由感受”已不再是以往“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模式，很多就是后现代的、更自我的身体的感受。与此同时，与网络等媒介手段有关，色情产品泛滥也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网络为个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一方面，怎样定义“自由”与“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个人的事；另一方面，网络的“自由人”状态也表现为短暂的、瞬间的，表现为无序、偏离与欲望。正像鲍曼所说，“液化了的、流动的，凌乱、松散、违反常规的现代性”来到了。[10]

在当今中国城镇，花1．5元钱就可上1小时的网，花五六元钱就可买l张DVD光盘，花1角钱就能发1条手机短信。不管你是哪个阶层，享受一下网络上的“自由”已不是什么昂贵的消费，这已成为“流动的现代性”在中国之景象。因此，赵汀阳先生说：“20世纪各种事情的发展速度这样快，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生活一文化空间的膨胀。”[11]网络成为一种“生活～文化”的大时空存在，这是20世纪末留给人的发展的最大的精神财富，但也是带入21世纪的最突出的问题。

三、结语：“自由人”发展的反思

　　当马克思的“自由人”思想成为网络时代的日常生活文化的命题时，便显现出其多元性、复合性、不平衡性。　

　　首先，“自由人”的发展进程是从一种进步状态到另一种状态。马克思把人的发展描述为一个线性的、理性的进步过程。他认为，消灭了私有制，使商品和财富充分涌流时，人就可以获得全面自由，获得完美。马克思假设在共产主义这样一个固定的时段上有一个完美的阶段，但他没有涉及人的感性的和非理性的因素在社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中的多重性后果。而网络时代则显现出，在人类理性世界的进步时，人的非理性的一面，包括丰富、失序与无序，也在发展。反思而论，“自由人”是什么?“自由人”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充分享有主体性选择，是人们具有主动选择与创造性权利的过程与状态，是主体面对客观世界的一种选择度、自由度。正因为如此，现代人的自由状态与主体的丰富性、生命的丰富性、人性的丰富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相联系，同时又与来自他人的、社会结构的受制性相关联。由此产生出关于“现代性”的悖论：现代文化的独特之处就是文化的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之间的距离(齐美尔)；现代性既是一场噩梦，同时也有可能走向一种乌托邦(本雅明)[12]。网络时代并没有改变这些特性。德国学者尼古·施特尔说：“知识社会的未来肯定是充满了大量的不可靠性，出乎意料的倒退和惊人的效应。日益增长的社会脆弱性，将会提出新的道德问题。”[13]因而，“自由”及“自由人”是相对的。“自由人”的发展只是从一种进步状态到另一种状态。

　　其次，“自由人”的发展意味着“使人成为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变成人的。”[14]网络时代的发展再次证明，人的“自由”的实现程度是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在20世纪，家居照明电的普及，小汽车走进家庭，远洋客轮与民航业的发展，电报、无线电收音机、电话的出现，新型邮政、商业超市的发展等，不断提供着现代生活方式中的“自由”；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医药革命、生命革命，使现代人的身高提高了50％，寿命提高了l00％；这个世纪的人“上网”将像上个世纪的人开电灯一样自然，这些本身就是人的自由度提高的生活方式标志。它们说明，人的自由发展并不只为了满足一种社会的道德价值，而且是为了提高个人对幸福的满足感。它意味着对个人限制的最小化，使大多数人幸福的最大化，使人成为人。

文化的核心含义原本是代表了一种价值世界、意义世界。在今天，网络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使“文化”行为大量地走进了消费领域，走进了人的欲求领域。[15]S·康诺尔认为，以计算机、多媒体、互联网为代表的媒体手段，既使“文化化的交往方式”发挥到极致，又使“无文化的文化”贯彻到极致，以至于一大批文化批评家不仅转向分析科学对社会文化生活所产生的后果，而且转向分析“没文化的文化”。[16]这种趋向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认同?回答应该是：凡是能给人们带来真实的幸福、美好、富足、发展、快乐的感受，能促进人性丰富而不是萎缩、健康而不是病态、发展而不是倒退的东西，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17]

　　最后，要关注当代的“自由人”发展问题。“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给人以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普遍的发展意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在1972年的主题报告中就提出，人的完整实现(the complete fulfillment of men)是人作为个体、家庭成员、社区成员、国家公民、生产者、发明者、创造性梦想者等具有丰富内涵的个性的完整实现，是人在认知、情感、伦理、审美、身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人。[18]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可见，人的全面发展程度已成为当今“自由人”的尺度与素质。在应对全球化的竞争中，人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与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相联系，包括自身的学习力、创造力、想像力、与人交往的能力等因素。“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涉及必备的知识与道德素质，还包括适合个人和社会所需要的情感、精神、交际、合作、审美、体能、独立判断、批评精神等方面的全面而充分的发展，包括在全球化环境中所需要的人格修养。

　　在当代，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是与多元化的文化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已经从一个以生活必需品为中心的社会走向以耐用消费品为中心的社会，具有了消费社会的诸多特征。随之，社会成员的耐用消费品、文化消费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生活方式将更加多元。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在消费社会，“形象消费、娱乐消费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私人观念的发展，其中情色占的比重增大就是一种必然。因为向内心世界求索，包括发现和接受自我、心灵和情色”[19]，而这些都涉及到网络时代个人的选择与成长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网络也是一个色情、粗鄙文化产品的全球供给站，因此，人的自由发展问题已经必然地与学会选择与学会成长联系在了一起。

　　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又受制于现实社会结构。网络生活的超验性并不能取代人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阶层地位、社会角色。中国已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但中国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巨大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是当代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至今还是金字塔型的；同时，中国还没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初级卫生院，还存在着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体面的生存环境的问题。即使是那些可以偶然上上网，QQ一下，发发短信的城市弱势群体和贫困大学生们，依然面临着基本生活费的困窘和就业的艰难。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阶段，在中国还远没有完成。我们将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建立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同时，由于中国已经进入全球社会的共时态中，也在积极迎接“学习型社会”、“终身教育”的世界潮流，我们将积极探讨、回答网络时代人的自由发展与终身成长的新课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页。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4][5][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80页。

　　[6][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

　　[7][8][英]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128页。

　　[9][10][英]齐格蒙·鲍曼：《个体化社会》，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14页。

　　[11]赵汀阳：《理解20世纪的精神财富》，载《国际经济评论》1998年第3—4期。

　　[12][16][英]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4、436、458—459页。

　　[13][德]尼古·施特尔：《人类正在走向知识社会》，载《参考消息))2001年4月8日。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

　　[15]参见扈海鹂：《解读大众文化——在社会学视野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7]参见扈海鹂：《全球化与文化整合》，载《哲学研究))2001年第1期。

　　[18]周南照，孙云晓：《学会求知》，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19][法]艾德加·莫兰：《社会学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作者：扈海鹂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