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明代著名民族英雄于谦，少年时就胸怀大志，常以仁人志士的行事大节相砥励，对南宋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尤为仰慕。他立志长大后也要当一个“舍生取义”的英雄，曾于十七岁时写《石灰吟》咏志：“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粹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可见于谦的人格价值是何等的不凡。正因为于谦有这样的人格，因此，他居官，是个清官；任武，为一代名将。特别是一四四九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秋，瓦刺入侵明朝，于土木堡一役全奸明军50万，俘虏明英宗朱祁镇。在这国家面临破亡的紧急关头，于谦临危授命，先扶景帝即位，结束“国家无主”的混乱局面；然后，率领劣势兵力坚守北京，大败瓦刺军队；终于使国势转危为安，并迫使瓦刺求和而送还英宗。由此可见，于谦以其“胸有大志”的人格价值实现了自己对民族所具有的人生价值，使二者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最后，尽管于谦冤死于明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成为历史上的悲剧性人物；但他为民族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谁也抹杀不了的。至今，他的英灵安息在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受到千秋万代的人们的敬仰。

在历史向前的不断发展中，我们需要的是人人都能够像于谦这样以其“胸有大志”的人格价值而流传千古，从而实现人的价值和全面发展。只有这样的人格价值和人的自我解放才真正达到了异化的自我克服。我们今天在确立社会改革的目的时，必须同时提出批判异化的社会任务，以免拜金主义这一负面效应无限制地扩充，以致在某一时期发展至反客为主，将整个社会改革导向“人类解放”的对立面。

历史上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携带着进步与代价共存的悖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也不例外。它最大的代价表现为“物的依赖性”造成的人的异化。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别的同志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眼睛盯着“钱”字打转，只知道“一切向钱看”。这实际上是一种拜金主义的异化。马克思指出，拜金主义的异化是市场经济社会无可规避的历史宿命：由于市场经济尚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历史阶段，它只是相对于前一历史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而言，才赢得了个人独立性的某种相对发展；因此它在本质上并未使人们成为能控制自己的社会关系的完全独立性，相反，“这种联系（人们不能控制的社会关系——笔者注）借可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人们还处于创造自己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1]这就是说，“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仍然是一种异化关系，它尚未发展到“人支配自己的生活条件”的人格完全独立阶段。这样，当人们不能正确地处理“物的依赖性”问题时，就会导致个人主体性的异化，滑向拜金主义的极端利己性。

拜金主义的异化形式具体表现为：

第一，人的生存意义的异化。人的生存意义本来在于不断追求并实现自由本质的主体价值，它具体化为人格价值与人生价值。人格价值是人自身的价值，是一个人能否以人的资格从事社会实践从而获得自身发展的权利；因此它尊重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承认个人应有的人格尊严与自主权利。人生价值定在于个人正确地处理自己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以便运用群体实践的力量来发展族类自由；它体现的是一个人对于他人、对于集体、对于社会的价值。人格价值与人生价值是统一的，其最终目的都归结为人类自由本质的发展与能力结构的扩延，因此它们也是一个人作为活动的历史主体的根本。

然而，拜金主义却反其道而行之，将金钱作为人的生存本质，使人畸变为只具有物质层面而无精神素养的单向度的人；当人们视金钱为生活和生产的唯一目的时，必然使自己封限于单纯的感性满足，停留在浮光掠影的生活浅层，从而导致生存价值的庸俗化和荒诞化；在这种自欺欺人的“自私而可怜”的幸福中，人们消蚀的是最可宝贵的理性思维能力和辨证批判能力，最终沦落为“只认钱，不认人”的经济动物，从而丧失人生价值。此外，拜金主义还使人的灵魂不在人自身，而在欲望的对立物——金钱之中，财富决定人的精神，支配人的行为，其结果导致人格价值也荡然无存。由此可见，拜金主义既否定了人生价值，又拒斥了人格价值，所以是人的生存意义的全面异化。

第二，人的生存思维的异化。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的理性，以致许多著名的思想家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理性是人的生存思维，它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是人自身发展的主体尺度，它涵括生存意义覆盖下的道德价值、理想价值、情感价值等，具有明确的目的合理性与终极关怀性。因此，价值理性在本质上是人的生命理性，它体现着主体的自由本质——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工具理性是在价值理性指导下的实践理性，尽管它的特性是只关心手段的适用性与有效性，但在探底的义涵中，它只是人为完成价值理性而运用的手段理性。

人的生存思维的异化就是一种价值理性的迷失。它表现为：在“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将追逐金钱作为鹄的而忘记了人的根本所在，因而摒弃价值理性而专注工具理性，将能够取得“实惠”、效率和感性享受作为单一生存思维；于是，重视手段而否定目的，肯认“实然”而放弃“应然”，只见物性不见人性。其结果只能造成普遍的精神空虚、生活紧张、人生茫然的生存困境。

第三，人的生存手段的异化。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本质特征。人只有组成社会才能在集体中实现自由。因此，个人作为社会主体的生存手段应该是与其他社会主体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以达到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2]

然而，在“物的依赖关系”的氛围中，许多个人因抛弃价值理性而只顾工具理性，结果在理论上与实践上不是将与自己交往的他人视作平等、自由、合作的主体，而是当作自己谋取金钱、满足私欲而加以利用的客体手段。于是，他们在本质上失去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规定性，蜕变为非人的客体与物；同时，他们的生存手段也异化为物的关系，并反过来吞食人与人的关系。个人的这种生存手段的异化不仅会使人失去尊严与价值，甚至会牺牲人的生命。

当然，就人类社会言，由于分工的存在，人们的活动及其结果，彼此之间会形成某种“手段”的性质，这是社会交往与合作存在的前提。但是，这里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为前提与相互作用的关系，决不是任何一个社会主体降格为他人的客体手段。事实上，只有所有社会主体都互为目的，做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类才能真正形成维护族类生存的最佳手段。

总而言之，依照“人类解放”的历史大视野：社会异化是人类自由本质演进所必然伴有的现象，它内在于人的实践本性。由于实践的本性在于不断地扬弃外在世界对人的给定性，不断地按照“人化价值”创造出属人的新世界。因此，人在自由地、创造性地建构自己的世界与自身的同时，也必然为自己带来新的问题与新的困境。这就是所谓“人的自我异化”。然而，“自我异化的扬弃跟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3]因此，尽管社会异化的发生是人的不可避免的宿命，但批判异化、克服异化更是人类自由本质演进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今天的社会中，奋起反抗金钱异化的人越来越多。经过长期的斗争，中国人已理性地意识到：金钱异化的最充分表现是政府官员腐败，其根子在于不受制约的权力；因此，要克服这一顽疾，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权力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

我们相信，只要我国能站在“人类解放”的思想制高点上，对商品经济造成的金钱异化做出科学解析，剖示出它的渊薮与实质，就一定能启迪全民族认清拜金主义的根本危害：对人类发展的正确路向——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扭曲，从而克服社会异化并保征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能沿着“人类解放”的历史规律胜利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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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

[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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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经公开发表，参见胡建、何云峰、魏洪钟：《智者的沉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