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著名文学家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提出一种“桃花园”的梦想：某处有一个与当下社会相隔绝的世界——桃花源，那里的人们自秦始皇时就避居到此，对两汉、魏晋的事了无所闻。桃花源里的人，人人参加生产劳动，没有王税的剥削，生活安定，自给自足，民风淳厚古朴，少有所养，老有所归，无忧无虑，非常快乐。在这个世界里，路径荒芜，彼此不相往来，但各村的鸡鸣狗叫声却彼此相闻。村民们按古老的方法敬神，穿的是古时候的衣服。大家无所用心，不知不识，以顺应自然生活而满足。

“桃花源”的梦想与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的“大同”理想一脉相承。《礼纪．礼运》曾这样描述“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

在表层的价值形态上，“大同”境界作为炎黄文化的最高理念，与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想似有相同之处，如双方都追求财产公有基础上的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但从质底的意趣剖析，二者择取的目标毕竟是泾渭分流的：“大同”的统一强调“和谐稳定”，要求每个人作为社会大机器的螺丝钉而各尽其能，借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千年守恒。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看重的是“和谐发展”，期望通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来达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由此引发人类历史的无止境演进。这两个人类文化价值目标之所以会有如此巨大的区别，源于它们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

二者的区别首先表现在人的本质观上，“大同”理想在直观的层面看到的是人的社会合群性，而“人类解放”却透过社会性的浅层透视到人的本根性的自由本质。

在“大同”思境看来，“（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宫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时，载万物，兼利天下，得之分义也。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倾舍礼义之谓也。”[2]这就是说，人不同于动物的本质在于唇齿相依的社会性。从这一本质出发，社会（群）的利益应该作为个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与目的；只有那种能为群体带来好处的行为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是无价值的。这就要求个人完全放弃独立人格与自身利益，按照社会规定的身份（分）把自己的社会角色扮演好，以此维护群的合秩与合力。

这种价值思路表面上倡导“牺牲个人利益以促进整体发展”，实质上却实行着压抑个性张扬而阻滞社会进步。因为个人既为“身份”所囿，其生活的态度不能不封限于自我封闭、消极应世、保守等待。而现实个人的自由活动本质一旦被封杀；社会又能到何处去寻觅原创性的动力？因此，这种社会在实际上奉行的是“权大一级压死人”、“伴君如伴虎”的人身依附规则。纵然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起初有“治国平天下”、“为民立极”的志向，却终究经不起上面打下来的闷棍，更害怕周围伪装友善却充满妒意的眼睛，于是立即向“懂事”、“听话”的圆滑世故转化。这样，尽管儒家圣人教导要选贤任能，实际上到处是智防之心，嫉才之眼。在如此的社会氛围中，“进取”即是顺从，顺从皇帝，顺从长官，官性即奴性。例如，唐代有一位宰相叫张公艺，有幸九世同堂，世人羡慕不已。唐高宗问他成功的秘诀，他挥毫写了一百个“忍”字。孔子云“小不忍则乱大谋”，正是这个意思。无非是劝人莫要张狂，莫要锋芒毕露，这还是指事业的成功者，至于失败者，特别是官场的失败者，更是诚惶诚恐，惟恐权力的鞭子抽到身上。由此可见，“大同”思境下的实情就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须防隔墙有耳”的虚伪生活。

而依据“人类解放”的视角，人的最深沉本质是自由自觉的特性：“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3]这就是说，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动物的生存方式是被自然界规定的，因此是“他由”的自然过程；而人却能借助劳动实践挣脱自然界的直接规定，获得自我生存与自我发展。所以，人自己是自己存在与发展的根据或理由，这就是“自由”的探底义涵。人的自由实现不能依靠离群索居的个体单干，只有社会性的联合劳动才是唯一可取的手段，这才发生了人的社会性这种本质。

由此可见，社会的底蕴是作为主体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社会实现，是人们自我解放和自我创造的自由的主体性力量的体现。因此，社会系统的发展决不是要消解个人的独立性，把人变成社会的要素与单纯工具。恰恰相反，它要在日益发达的社会交往中使人逐渐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所谓人的个性，并不是独立个人的生物特性，而是在普遍的、全面的社会交往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本质力量在个人存在的特定条件下的表现。从这个视野审察“大同”理想；“大同社会”在本质上无非是农业文明在“人的依赖关系”历史阶段的诗化反映；它借助不争、宁静的太平蓝图，对个人离开共同体就无法生存的严酷境遇进行刻意美化。所以，在历史属性上，它实际上是统治阶级思想家把统治秩序“大团圆化”的乌托邦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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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礼纪．礼运》。

[2] 《荀子．王制》。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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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经公开发表，参见胡建、何云峰、魏洪钟：《智者的沉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