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社会条件下，以往中国人选择了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结果造成了“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局面，导致生产效率极低，生活水平不高的社会现实。而自从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同样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中，中国许多企业改行了股份制的所有制形式，这使得国家、集体和个人真正拧成了一股绳，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浙江金华有一个长年亏损、负债累累的纺织厂，厂长曾经向职工们建议：工厂改为晚上生产，因为晚上每度电费比白天便宜6毛钱。但职工们坚决不答应，说晚上上班没有公共汽车，不安全。后来企业改为股份合作制，职工们对属己的资产关切了，主动提出要改为晚上工作。女工们有的让丈夫骑车接送，有的让父兄陪同，不给厂方增添任何麻烦。结果是，“人心齐，泰山移”，工厂一年扭亏为盈。

又如，山西侯马市五一百货大楼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们开选举大会，从早上8点一直开到晚上6时，才选出董事会。会后，董事长照老规矩请光临会议的领导们吃饭。想不到，第二天一早，就有工人找到厂办公室提出批评说：“过去你们吃国家的，我们管不着，现在吃我们股东的可不行。”为此，董事会专门在股东大会上作检查。由此可见，产权明晰了，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也就真正得到了体现。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调动每个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搞好一个企业的关键。实际上，这条经验也适合于整个社会：社会的发展状况要取决于每个社会成员作为现实个人的积极性被调动的情况。

社会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以社会结构的三要素——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形式存在。在这三要素中，生产力是社会演进的根本动力；在任何情况下，只要生产力向前发展了，它就能决定生产关系发生与之相对应的革故鼎新，并进而导致上层建筑也发生与生产方式相适合的变革。人的命运就是被三要素辨证运动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即使是对现实个人命运发生强烈震撼的社会变迁，也不是外在于人的“社会自我作为”。相反，倒是人的实践活动决定了社会的演化。

事实上，正因为社会是现实个人为实现自由自觉的本质而联合创造的“类环境”，因此它与人的实践处于双向互动的联系之中。这具体表现为：社会结构是个人之间活动的相互关系，是“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而社会关系则是人的本质的现实表现，是一定历史背景下许多个人之间的合作[1]。因此，社会结构与人的活动结构之间具有同构性。众所周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结构是社会基本结构，实际上，它也是个人活动的空间与结构形式。就空间而言，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其中进行。而就结构形式而言，个人的活动也可分为从感性活动到思维活动，从生产活动到政治活动、意识形态活动，并显发为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逻辑递进关系。正因为社会结构与人的活动结构之间有这种同构性质，所以人们既服从着社会的专业分工，又能在专业之外从事其他活动，由此形成整个社会的相互作用着的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整体构架；从而个人活动的深化与多样性也就转化为社会结构（分工结构）的缜密和拓展。反之亦然。

由此可见，尽管每一社会的特定生产方式，对于生活在该时代的人来说，是不容他们选择的、实现他们的物质生活的客观条件。但是，这些客观条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物。这些制约着人的生活的客观条件是人自身的活动所创造的。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共产主义者）“不认为这些条件对于创造它们的个人说来是无机的”，“这些条件对他们说来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它们是这样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个人才能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它们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2]这就是说，尽管人的社会活动形式要服从物质生产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并不与主体实践的自由处于外在对立的关系中。因为客观经济条件本身就是人的自主活动的产物，所以完全可以说，没有主体自由就没有社会历史必然性，创造和变革经济条件的都是人，都是现实的历史主体及其劳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的丰富性……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3]这样，所谓“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生产方式与社会条件”，只是指任何时代的人们只能从前人留给他们的社会结构出发，而不能任意规定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但在这个“不能选择”的背景中，每一代人却可以利用既定的社会条件能动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总之，社会关系是由该社会人们自己创造的社会实践机制。现有的社会关系是人们进行社新的社会实践的基本前提，而新的实践又会改变现有的社会关系并创造新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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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79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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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经公开发表，参见胡建、何云峰、魏洪钟：《智者的沉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