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是我国妇孺皆知的旷世名相。如果说，小说《三国演义》“状诸葛之智而近妖”，那么，影片《诸葛亮吊孝》则进而显其神勇过人。凡是看过这部片子的，在近两小时的放映中，无不为诸葛亮的胆识所倾倒。你看，当周瑜暗定“假途灭虢”之计，统兵五万，欲血洗荆州而生擒诸葛亮时，诸葛亮却出郊远迎，摇扇自若，虽身陷重围却如入无人之境；当小乔暗定“摔杯”之计，在灵堂埋伏精兵，欲取诸葛亮首级以雪杀夫之恨时，诸葛亮却慷慨陈词，若无其事。这是何等高大的形象！无怪乎当年刚愎自用的少将周瑜，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声称能“料其（诸葛亮）生”的老将司马懿，也不得不承认诸葛亮“天下奇才也”：真可谓“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然而，深入一层想，周瑜兵临荆州，面对诸葛亮而不敢进前，难道真是惧怕其本人么？否！是因为观其左右有将（赵云、黄忠），料其背后有兵而不敢轻举妄动。再看诸葛亮气死周瑜后赴柴桑口吊孝，小乔几次欲摔杯以引伏兵杀孔明，都因孔明身后立着“剑不离手”的赵云而欲发还休。由此可见，诸葛亮的大智大勇是以其背后的雄兵虎将作凭借的。
在哲学的意义上说，诸葛亮必须以雄兵虎将为依赖对象，他必须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才能生存。这个“对象性”问题是宇宙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众所周知，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棵树须以土壤、水分和阳光为存在对象；一只蜜蜂须以花和花粉为存在对象；也需要以它所属的蜂群为存在对象。不依赖后者，前者就无法生存下去。人所需要的存在对象更多，他受到更多条件的制约，因此也就有更丰富的对象性。由此可见，单就“对象性”的存在意义而言，人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对象性”是任何一种存在物的普遍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1]
处于对象性网络中的万千事物间相互作用，孕育并引发出千姿百态的创造性活动。其实，大自然的演化万象和育生万物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创造”活动。天象的魂丽，山川的秀美无疑是大自然的“创造”奇迹，而生生不息、新新不已的各种有生命的事物（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的发生和演变，又何尝不是一种神妙莫测的“创造”景观。但是大自然的任何一种“创造”──例如一座山的拔地而起或一种新的生物性状的产生──都不存在事先的规划，因此只是大自然无目的的“创造”。而人的创造活动则不同，人的创造活动都是经过有目的的设计的。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腊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2]由此可见，人的“对象性”存在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对象化”的活动方式， 即人通过实践，把自己的目的、价值实现在对象身上，把客观对象改造为“对人有用的事物”。
事实上，人正是在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对象化”活动中，能动地构建了自身特有的自然性、社会性、历史性、精神性四重对象性关系，才获得了独一无二的文化创造者主体身份的。马克思这样阐述道：
首先，人是自然存在物。“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3]现实的个人为了生存与发展，第一个历史性的自主活动就是进行劳动，把自然改造为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属人的自然”。这样，就产生了人与自然以劳动为中介的最基本的对象性关系。例如，生活在大山里或江河旁的人家，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在居住地栽树取材或水产养殖，从中获取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而他们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把自然山河改变为人的生活基地，从而在人与山河之间产生出不可割离的最基本的对象性关系。这个关系对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自然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最终根基，它与人的关系类似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由于人类对物质享受的贪得无厌的追求，导致了对大自然的盲目掠夺，从而一再引起“生态危机”：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从根本上动摇了一切生命的存在基础。我国也不例外，仅以水质污染问题为例，目前我国各大河流除干流水质尚好外，支流尤其是二级支流，普遍受到污染影响。全国每年排放废水310亿吨，其中工业废水占77%，生活污水占23%，随废水排出的有毒有害物质12万吨左右，大部分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江河湖海中。全国27条主要河流中，有15条受到比较严重的污染，有的河段成了鱼虾绝迹的死水。受到严重污染的河流有：松花江干流、第二松花江、辽河下游、海滦河流域、淮河中下游、黄河兰州段、苏南大运河水系以及昆明附近的河段。流经大中城市和工业区的小河，绝大部分已成为排污河道，丧失了河流的水源功能，如北京的凉水河、济南的小清河、上海的苏州河、新疆的水磨沟、吉林的伊通河、贵阳的南明河等。因此，我们今天有必要向面临“家破人亡”危机的人类发出醍醐灌顶式的呐喊：不能再继续执迷于“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古老的遗训了，而应代之以一种新的准则：地球是无数小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的一个大循环系统，人类仅仅是该系统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为了把我们的文明世界保存下去，并使它继续繁荣昌盛，每个人都要用实际行动来关注、爱护这个大系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睦共处。
其次，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现实个人改造自然发展自身的活动只能采取社会劳动的形式，否则的话，离群索居的个人连自身的疾病都无法对付，更毋论对付洪水猛兽了。这样，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相互需要的第二种对象性关系。个人在这种关系中确立了社会本质，并且他们的自主活动也被赋与了社会性质。由此可见，社会关系本是人在追求自由发展的劳动中所形成的合作关系。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4]而当每个人都以主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合作时，当然都有权对公共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与其他人共同合理地安排公共事务，实现最佳的社会结合以充分满足个人与社会的需求，这就是“民主”在“自由”意境下的必有之义。
然而，我国的某些“新权威主义”者甚至在今天还断言：中国国民的素质低下，不会使用民主；所以，要想迅速实现现代化，必须依赖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即领导者的个人权威。我国国民的素质低下，尤其是受传统文化和封建主义的影响，民主意识非常淡薄──这是事实。但正因为如此，才迫切需要对国民进行民主启蒙，并用逐步建立的民主体制对他们进行训练，以适应现代化的需求；而不能饥不择食，饮盗泉之水，用专制的兽乳去喂养民主的幼婴。历史早已证明：没有自由与民主，就没有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同时还是社会现代化的目的；如果我们不是着眼于人，那么，现代化最终也是不会实现的。
再次，人是历史的存在物。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的活动，都只是整个人类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现实的个人不仅要以他所处的现实社会为存在对象，而且要以在他以前的全部人类历史为存在对象。“单是由于后来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这一事实，就形成人们历史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5]
正由于每一代人都是历史的存在物，所以他们留下的历史“名气”，不仅映现着自身的价值，而且在全部人类史上都刻有“痕迹”；这就要求每一个人都对人类的历史负责。我国人重“名气”，源远流长，这本是无可非议之事。但有相当的人却辩不清“名”有虚实之别，身前身后之分。一般说来，生前的虚名易求，因其常带“水分”，虚在其中。例如宋代秦桧，专工于讨好宋高宗之计，不惜卖国以求荣，爬上了相位，一时也曾“名”闻海内。但其身后的“实名”却遗臭万年。因为“实名”是一种具有人类进步价值的名气，而欲“将自己的生命寄托在他人的记忆中”，让“天赋的生命”无限“加长”（孟徒斯鸠语），这要人们心悦诚服，是任何权力或金钱都勉强不得的。果然秦松的“虚名”经不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其身后由人铸成塑像，在岳墓前长跪至今，甚至连其后代也感到没有脸面，羞愧而叹：“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更有愤不可耐者曰：“青山有幸埋忠骨（岳飞），白铁无辜铸佞臣（秦桧）！”生前身后，名份反差若此者，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汪精卫夫妇，叛国投敌取宠，可身后，其双手反剪，腕戴手铐的半裸体跪像，至今置于浙江椒江市闹区，任人唾骂。还有法西斯希特勒，窃国大盗袁世凯出生的村庄，村民们在其死后纷纷迁走，以致杳无人烟。据此，我们奉劝那些实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以权谋私者，别再执迷于今生名利双收而管他身后名不名了。为了子孙后代的脸面计，使之不至于“我到坟前愧姓×”，劝君还是克服名份上的短期行为，宁肯舍“近”求“远”，以惜取“身后名”吧！
最后，人又是精神的存在者。人类的实践离不开精神指导，这不仅表现为人能凭借思想对实践进行价值认识、评判、选择与改造；能动地引导实践并把经验提升为理论。更重要的是，人的意识还能以既得的理论为对象，借助于“反思”与“反省”，不断地创发出精神文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6]
既然人是精神的存在物，这就要求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思想的权利，并能做到敢于为真理而斗争。在这方面，彭德怀元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试想当年大跃进的年代，一方面，全党的思维绝对服从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沉浸在一派“左”倾盲动的狂热性中。另一方面，天灾人祸姿纵漫衍，上千万平民倒毙于饥荒之中。在这种情景下，唯有彭总等少数人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独立思想，冒着身败名裂之祸在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最后尽管彭元帅个人家破人亡，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高风亮节却永恒地写入了中国现代史中，得到历史的肯定；并为我们党反对个人崇拜，恢复民主集中制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料。
综观全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由于人是“对象化”的存在物，因此，一方面，每一个人都不应该自我封闭，而应该充分地依靠与利用周边的实践条件来实现自我价值。另一方面，每一个人又不应该消极地适应环境，而应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客观世界，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借以推动人与世界的双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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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20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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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已经公开发表，参见胡建、何云峰、魏洪钟：《智者的沉思》，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