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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愿心术论”的学术后果

时间:2008/4/3 15:19:51,点击:0

　　孔子仁学是动机学和心术学。这是对《论语》的一种解释学的还原论：仁学伦理思想，应该从其先秦社会生活内形成的行为指令话语，还原到一般心术动机层。孔子在原始语录中随境点化，均源于、并借助于具体性事例，此日常近身事例并与当时社会环境习俗相联系。泥古者会以为孔子格言意义仅限于该事例，实际上应该将该例仅视作一种以“具体”为手段的、具普遍性的伦理原则之表达。具体代表着一般。这个“一般”，又可进而“推原”至心态或动机。孔子思想的风格学，正在于通过外部行为之正误判断来深入内心层次，也就是动机层次。正是在动机层，我们才能理解孔子伦理学的普遍性意义：这个动机层，也是人类行为方向及其人性价值学之根源。古人强调正心诚意，正是这个意思。但是，古人并未将此正心诚意推广至足够普遍界域，以至于将其局限于当时社会水平所安排的“忠孝”实践层。忠孝学是仁学在封建制度内的社会实践具体化形态；忠孝意识形态是封建政治的组成部分。这一切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今日“儒学者”（仁学者）应该从在封建主义历史中被具体化的“政治仁学”上升到（还原到）“一般仁学”，也就是“诚学”心术层次。什么叫仁学解释学？就是将《论语》的“一般伦理学原则”和历史上《论语》的“封建主义具体应用”加以对比，一方面从后者体察仁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效用形态，一方面从后者“历史性地”推原至仁学原典。经此历史辨证地读解，既可加深对一般仁学之实践学力度的体认，又可将仁学的一时性“效用形态”和其永恒性“原理形态”区分，以便更适切地将仁学应用于新的历史环境中去。海外新儒家，处于前符号学时代，未能区分“仁学一般”和“历史仁学”（作为儒学的一部分），遂有多方面的泥古之论。又由于海外五十年的“广义汉学”在知识环境、心胸眼界、职责限度方面的全面窄化或地域功能化，遂欠缺充分理智条件以对此仁学（作为民族普遍伦理学）和儒学（作为仁学在封建主义历史中被“局部化”地利用史）的区别加以明辨。
　　
　　孔子在关心天下之学的同时最恶“乡愿”（当代海外儒家竞连这个基本孔学词也会错解，其因非源于失学，乃源于战后海外儒学界因其“认识论、实践论失焦”而致为学者心思趋于粗辘），即作伪而善掩蔽者。第一，作伪者必以道义示人；第二，在一般层次上之所言所行，必有道义上可观者，否则无以称名；第三，在“伦理高层”的某一方面则改行大伪、而辅以饰伪之智术（故大伪者，必为具高超世故技巧者），世人不察（所谓“众人”往往不免是：只辨小是非，不辨大是非。此所以“好仁者稀”），足以得逞。结果，第二项可成为第三项的掩饰，也即小善可成为大恶的掩饰。“恶”自有刑法意义上的显义，然而“听讼吾犹人也”，即此却非孔学所专重（即仁学乃伦理学，非政法学）。暴力为恶问题，属于政法军领域，其中的技术性方面远大于伦理性方面，不可仅在观念层论列。于是，孔子伦理学的真正“操作面”反而多是不起眼的“私节”问题。孔子知“好仁者稀”，非真欲行道以救世（此为道家俗解。“救世”需要多方面的技术性条件，岂能仅限于在“师生之间”高论），而是欲通过“道义指责”以显示人性本然，卒使仁学者知悉道理之所在而已。严格说，“仁学”是（内）识之学，非（外）行之学（即非外行之直接指导，仁者外行须区分层次，以在内外两域分别用功，非混行内外也。此实为传统儒学实践论之未足处），因外行需搭配其它知识和条件，仁学如相当于“价值原理学”，各种社会实践则相当于“社会工程学”。二者之别，不须赘言。
　　
　　仁学重在立志与修身，其运作对象却为“人际关系”本身。如无人群即无修身问题。又因仁学为君子学，即较高层次上的修身学（而非“十诫”之类的“免罪学”。西人对身体性罪恶和心术性伪善之间的“异质性”比较，传统上似乎欠缺足够兴趣），其验证即在人际关系上。试看孔子有关人际关系之义理何等伟大（西谚有此乎！）：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28）
　　
　　～臧文仲，其窃位者欤。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15：13）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12：16）
　　　　
　　这些格言的常义，人所共知。但如在动机层上拓广之，其涵义将如剥笋，一层深过一层。现在，当我们将其从中国古代政治世界扩至现代人类学术世界时，它们将成为一面明镜而产生适切的学术因果“诊断”（当然并非即为“处方”）。今日岂是吾辈奢谈“纠偏”之时，认知真相已属不易。人文学术质量，关系于认知和信仰，而学者如一以个人名利是求，则难以达至正确学理认知。这就是为什么要关注学术心术学的孔学之根据问题。唯名利是求者，则必违上述孔学之诫，试举例略释之：
　　
　　1、求名之甚，导致窃袭成癖，为防暴露，一方面慎掩窃袭之迹，一方面小心地（却念兹在兹地）企图排除“袭源”之反作用。
　　
　　2、如此尚未完善，因“袭源”之有效存在始终为其心病，于是设法进而“消除”该袭源，例如使其人之著述不再有效存在等等。（如何办到？如为译著，甚易为之，如通过版权控制之类，使旧译逐渐退出于市场，而旧译之精义已为窃译者所窃得，其后历史上何人可复辨其情实？一方面读赏西哲名典，一方面思量着如何借该名典并通过损人利己方式以获利传名！）
　　
　　3、为长久计，至此地步仍非可使窃袭者“安然”，乃进一步运作之：如扩大乡愿最擅长之“人脉”经营，以在社会上确立本人之“权威”地位。其结果是：从实体上、从声名上，均可使原初“窃袭”对象“所有权”达到完满的“转移”。于是，最初的具体性窃袭行为，最终可达到历史上、乃至身后世代独享之“著译者”大名。此辈乡愿用心可如是之深之细。
　　
　　4、就个人名利言，诚为得之。而此辈因大本不端，故并不能深入所学有所创发，不过是希图占据社会与历史上的“名誉位置”而已。孔子又言：“察其所安”，毕竟安于名利是也。就社会学术言，此辈行迹却足以“障碍”社会学术之创造性发展。因其或已成民意先锋、或已成今世名儒，其声名均足以导成方向，并为青年楷模及偶像。“学势”与“学风”亦均足以影响一代乃至数代潮流也。然所谓其学术质量，亦往往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而非能贯穿于义理层面。学术真蒂与其学术市场值为两事。
　　
　　不要以为“因利忘义”仅为市井习气。因地位和目标不同，人类可有不同的利益类型选择。学术市场化可导致学人行径一如唯利是图的商界战法，兹举例说明之。
　　
　　～海外某出身80年代之博士后精英，虽热中天下道义言辞，却不忘小人行径，如破坏同胞会见外国著名学者之约会，只因该洋人正为其“包围”之对象。在得知他人有此约会后，精英立即密告该学者秘书勿见该同胞云云。卒因成功制造谣言而达到破坏同胞与洋人学术约会之目的，事后并复以能独家“掌控”访问权而向该同胞炫耀之。重要的不是海外学人“通洋术”之不择手段，而是所反映的新一代学者中个别人之心态：几十分锺间，该精英言行换档神速，从天下兴亡到挑拨离间。善于道义言辞者中颇不乏各式趁乱谋利的狡黠之徒（百年来各个历史阶段均有丰富资料可供查考，而世人多忘“温故知新”之教），而西方理论话语今亦可成为“倒卖”货品。人性表里不一如是，孔子早见于前，紫朱之辨，可不慎乎？学术真理追求和学者声名利益之间，如何辨析异同？孔子言“成人之美”和“己达达人”，这是与商人伦理截然对立的。学者知也未知？而如不行孔子此一教诲，学术真理有以达乎？学术交流、朋友之义大矣。此例中，不仅不为他人“搭台”，以促成他人之间的以文会友，反而设计“拆台”。此辈亦必无“三省吾身”之事。至如党同伐异、排除异见表达机会等作为，看似琐细，而仁学必视其为显露“深层心术”之“端倪”（一如大贾之“心机”岂常人能忖度！），因其“外效”不仅可达四方而且可迂势滋发（“恶效”是心端与外缘互动化合的结果，外缘不备时，当事人或许俨然一君子，而唯“乡愿学”能查察心迹于其大显之先，孔子“用术”于此人际实践学也）；非求义者也，乃求利者也；或“借义以求利”者也。如系居高位者，凤习所及，影响亦必深远。而其道义言辞适足以成就其对公众掩饰本人心迹、树立公众形象之目的。今日商业化时代讲究“品牌包装”，此则进而可为乡愿辈增加其技术性实现能力。
　　
　　～80年代，西学乍开，一些青年学者趋之若鹜。追求学术真理乎？追求名利乎？当时或今日，彼青年才俊内心有此“迂腐问题”乎？演至今日，现代西方名人名著，纷纷成为市场商品。理论翻译竞成为谋利之捷径。本身不事翻译而驾驭他人翻译而收事半功倍之效者有之（此利唯存于中土，西方无人视此为真“利得”）；借他人旧译稍加文字变通、即可达攘夺名著译者声名者有之。此处所举，无关于“烂译”，反而是相关于“佳译”。聪明者非自制烂译授人以柄者，而是借他人之光以“锦上添花”者：即在他人锦上添自己之光者。学者而用心于此，民族学术有望乎？此辈非不“喜爱”真理话语（彼辈喜爱抽象话语，有如喜爱抽象派绘画，或曰：此间干真理道义何事？“真理”者，名利追求之具也），但另一方面却不肯或不能充分独立读解于专深，并不肯公然求教，反而觊觎他人之成作以图窃袭甚至最终取而代之。读西人哲学而无求善求真之动机，此绝非上世纪初五四学人一代所能有。“上山下乡”之社会性后果之一乎？非求真理者也，乃借真理之名求利得者也。习于法制社会的西人今不辨此，孔学之徒则必辨之（这样我们才能辨析和评价现当代学术思潮内容之“真实义理”，而非将一切在历史上有过效用者，均照单全收）。今日研究学术者须问：学术话语背后的利益动机如何左右着学术话语本身的质量问题？须知：利益动机和学术话语之间存在着因果性关联！
　　
　　～“察其言、观其行、人焉廋哉”。此句之义深矣！乡愿论即为紫朱辨，属今日意识形态研究中之动机层部分。如前已述，海外新儒家传统最失察处在于忽略乡愿论，致使后学难辨其真意。（或许其中隐藏着下意识的“自我逃避”？）明明因生活工作考虑越洋应聘为“少数族裔文化”教席，却声言以在海外弘扬东方大道为职志（非不应有此弘扬之志，乃指以紫〔初级知识传授〕代朱〔高级伦理义理探讨〕之不实。此意海外有识者亦不乏谈论。甚而有在中研院院士选举中以之作为抨击理由者）！其失在于名实之间高度不符，而徒示后学以此民族性夸示风格。如此，青年才俊或咸以之为学术正途（洋功名之正途），因可有助于迅速走向“世界”也（明明是取洋功名，却奢谈越洋弘道：借民族文化传统之宣传以取个人之利得，这样的中西结合，实乃双向的功利主义“化合”），其义正如文艺界亟思靠捷径走向好莱坞和诺贝尔。无关艺术精神探索，一意于借“民族美学元素”以获国际文艺市场名利者，与借“民族真理话语”求获学术市场名利者，有以异乎？文艺之商业化和学术之商业化，有以异乎？东方封建时代，孔学被曲化为帝王赐予之“功名学”；全球科技时代，“儒者”之成可化为获“国际（学术市场）认可”乎？仁学不是指学者用“什么”（what）作运作之材料或对象（国学资料），而是指学者“如何”（how）运作其材料和对象。
　　
　　现代人文科学的问题，相当程度上与学者主体放弃自身伦理目标有关。所举诸例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少学者以此“双面术”行世取利，形成世风，反成自然。法制社会下，学者亦被训练成为善于在法规世界趋利避害者。内心真实动机则越埋越深，甚至于达至“自我隐蔽”的最高境界。此所以善为大言者中不乏大伪者，特别是针对负面现象加以攻击的策略，可顿为本人凭空增加正面形象的廉价积分，何乐而不为（善经营者，一以利字作为取舍标准，无关于途径之左中右也，左中右选择乃策略性需要，可因时因地制宜〔何以示人，何以藏己，均计虑后而行之〕，此所谓机会主义者，自古已然，即人性中之固有也）。如此多重互掩、互映的人际关系世界，真伪之辨，又谈何容易。几千年中外历史中最可畏者为：道德问题乃关系于个人及集体生存，故为社会话语中最能惹人关注者；而因此反致“道德话语”成为各派之间竞争之手段。道家对孔孟伦理学的嘲弄，即指言道义者之名实不符。此外，从更深的意义上看，一些哲学家类喜爱读赏道义话语，而无关乎动机层上的个人信仰，并可进而以此为治生谋名之途。于是，道义话语，对外可成利得之具，对内可成玩赏之资。凡此种种，均生自人性本然，孔孟早言于两千年前。所谓人性善者，乃指开发人性中之善潜能、克服人性中之恶潜能也。“善恶”本俱存于心也。霍布斯与孟子之理乃绝可互通。
　　
　　仁学是主体心志学，是以己心伦理意志之营建为对象和目的的实践学，并不直接相关于各种外实践目标，因此会被各种重外在行为效果者视为无用。实际上，对于外在行为实践而言，不仅有用，而且大有其用。但不能“直接”应用（故不能“泥执”而用），而须外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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