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ontology”及其词根“on”的译名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陈康先生就对用汉语“本体论”一词来翻译西方哲学中的专门术语“ontology”是否准确提出过异议。近年来的讨论既是陈康先生所提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延续，又是对它的深化。因为经过几十年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的研究，学术界在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把握上无疑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说，翻译的准确性问题主要是一个理解的问题，只有在研究达到相当的深度和水平时，这个问题才会以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我们不妨比较一下：陈康先生当初提出这个问题时，在学界并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和广泛的回应，因为当时一般人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并没有达到陈康先生的程度和水平；而这一次，问题一经重新提出，很快就在学界得到广泛的回应，而且不仅仅局限于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中间，还辐射到研究逻辑学、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甚至在研究科学技术哲学和美学的学者中也引起了相当的关注。认真地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无疑是我们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上真正登堂入室的一个关键，是很有意义的。

我已经在别处对相关讨论作了较为详细的学理分析，并表明了自己所持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此处不拟也不必过多重复。这里准备换一个视角，讨论一下翻译原则的问题。因为从相关讨论中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更加基础性的问题，各种不同译名的主张者之间的争论，都潜在地或深层地受制于论者所持的翻译原则。

一　译名讨论的一般情况和主要分歧

至今仍在汉语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本体论”这个术语，不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本来固有的概念，而是从西语“ontology”转译过来的。这一“转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即是说，它是根据人们对西方思想的理解，结合汉语的相关文化背景，运用汉语的构词法而“新造”出来的一个术语。这个术语到底好不好？能否反映出西方思想的本义？是否便于在汉语中表达对相关问题的思考？是一个早就存在争议的问题。要辨明讨论中的一系列复杂问题，有必要从“ontology”的词源说起。

英文的ontology ，以及德文的Ontologie，法文的Ontologie，最早均来自拉丁文Ontologia，而拉丁文又源自希腊文。就希腊文的字面意思说，它是指关于on的logos。既然从词源来说，ontology是指关于“on”的“logos”，那么，对这个词的词根“on”的理解是否准确，对于ontology的翻译来说，就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

从中国学术界的情况看，过去的译法大致有以下五种：a）译为“有”或“万有”，如杨一之先生译黑格尔《逻辑学》；b）译为“在”或“存在”，如熊伟先生译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陈嘉映先生译《存在与时间》）；c）译为“实体”或“本体”（一般哲学史教材的处理）；d）译为“本质”（一般哲学史教材的特殊处理）；e）译为“是”或“是者”，如陈康先生译注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近年来，经过辨析和讨论，这些译法已经简化了许多。根据有的学者的归纳和概括[1]，人们现在对词根“on”的理解和翻译大体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

（1）讨论相关问题，并且意识到“on”的多义性，但主张使用“存在”一词来翻译。例如，在汪子嵩先生等著的《希腊哲学史》这部多卷本断代哲学史巨著已经出版的两卷中，就是这样处理的（当然，他们的观点后来有变化）。书中说：“这个‘存在’（estin）是动词eimi（相当于英文be）的现在陈述式第三人称单数（相当于英文is），可以译为‘是’、‘有’和‘存在’，我们为了读者容易理解都译为‘存在’”。[2]

（2）主张区别对待，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名。例如，赵敦华先生在《“是”、“在”、“有”的形而上学之辨》一文中提出：“‘有’、‘在’、‘是’三种译法各有合理性，这不意味着翻译可以各行其是；相反，这向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该根据对不同形而上学理论的理解，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译法。译法的合理性取决于理解的正确性，不能照搬词汇的字典意义，being的译法尤其如此。”[3] 他以形而上学史为根据，说明“有”、“在”、“是”各在哪些理论或场合有着自己的适用范围，认为中译概念“是”（或“是者”）、“在”（或“存在”）、“有”（或“存有”）各有依据，不能强求一律；但需要结合具体的哲学理论，确定三者之中何者最接近原著的意义。

（3）主张应该用“是”来翻译。最早采用此译的是陈康先生20世纪40年代译注的《巴曼尼德斯篇》。1959年初版的吴寿彭先生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也采用了这种译法。现在持这种主张的人很多，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居于主流地位的意见，包括前面一些观点的主张者，也改变原来的看法而持这种主张。这里综合相关文献[4]的论述，扼要地说明一下他们主张这样翻译的理由。

第一，从普遍性意义看，on（being，Sein）是西方哲学中最普遍的概念，或者说，是具有最普遍性质的范畴。用汉语来翻译，地位要相当，就是说，应该具有同样的普遍性。一般认为，“有”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普遍性的语词，或外延最大的概念，其词义是非常多样和宽广的。“有”可以表示“存在”的意思，如问：“有人吗？”回答：“有”；“有”也是一个哲学概念，如“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易·序卦》），“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以及魏晋玄学和佛学的“有”“无”之辩；“有”还表示所有、具有，如“寡人有疾”（《孟子·梁惠王》），“予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等等。[5] 这表明，用“有”来翻译，地位是相当的。但是，根据王太庆先生的考察，汉语中的“有”是从“手持”（拥有）的观念发展而来的，而在西文中，having和being是两码事；一般意义的“有”（相当于there is/are）也只有“存有”的意思，而不具有“being”最基本的意思——“是”。陈康先生也早就指出，“有”乃中文里外延最大的一词，但“有”不足以翻译on或einai等等。“有”相当于habitus，habere，这两个字成为哲学上的名词乃是中世纪对hexis，echein的翻译。但hexis虽列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表中，却远在ousia，poion，poson（substantia，qualitas，quantitas）之下，这就是说：人、马、白、黑、多、寡等等皆非hexis，也非“有”所能包括；但它们皆是onta。再者，任一范畴皆是on的范畴，若以on之一范畴译on之自身，直如呼人为“少”、为“勇”，呼马为“良”、为“白”，错误显然可见。[6] 简略地说，用“有”来翻译，地位相当，但意思不合。

那么“存在”呢？“存在”的译法反而不如“有”。因为“在”或“存在”在中文中的意思，普遍性没有“有”大，只是“有”的意义中的一种意义。“存在”的普遍性也不如“是”。在中文中，“是”的意思要比“存在”广得多，“是”能包含“存在”的意思，反之却不能。如“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个“是”即包括了“存在”、“有”的意思。“存在”的含义与时空特性不可分，是指与主观思维相对立的客观实在，它只适合于译existence，如果用它去译being，being就成为具有时空特性的具体存在者了。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如果仅仅是讨论“事物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那简直有点滑稽。

总之，从普遍性的要求看，译为“有”和“存在”都不如译为“是”来得恰当。因为“有”和“存在”都有着一定的意义或具体规定性，而任何有确定意义的概念都不是最普遍的概念。如果能保证“是”的意义确实比“有”和“存在”更普遍，这个理由是非常自足的。其实，“存在”也是一个外延广阔的概念，其普遍性与“是”相当。“存在”不同于“实在”（reality），它不只限于可见、可触、当下实际存在的东西，也可以是过去存在或将要存在的东西，甚至可以是根本不存在、只是思想上的一种虚构的东西或概念。如上文“……回头是岸”的例子，我们可用英文翻译成“……Turn around，there is the bank”。在中文里，仅就字面意思看，是指回头“看见”了岸，这个“看见”，是岸的“存在”的一种见证。

第二，从语言角度看，to be或Sein是印欧语言中一个非常基本的词，即系词，含有这个词的语言结构是一种非常基本的语言结构。印欧语言是一种拼音语言，在这样的语言中，to be或Sein的系词作用主要是一种语法作用，因此，它的系词用法（或含义）乃是根据这种语言的句法形式可判定的；相反，“存在”或“有”的用法（或含义）就不是由句法形式可以判定的，而是一种词典或语义的意义，它需要靠人为的理解或解释才能明白。因此，我们理解to be或Sein的含义，绝对不能忽视它的句法作用，而我们翻译这个词，一定不能把它翻译成一个无法依据句法来判定的词，也就是说，绝对不能或者尽量不能（保守地说，至少不能）消除了它的句法特征。

从表述中接连不断的退步中不难发觉，这个理由并不是充分自足的。因为论者已经发现，在西方语言中，to be除系词功能外，本身也是一个实义词，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把古希腊文中的一些einai理解为“存在”（exist），有的甚至就是这样翻译的。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便当的例子：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莱特》中主人公的一段著名独白——“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根据上下文和语义，一般都译为“生存还是毁灭，……”（朱生豪先生译文），如果翻译成“是还是不是”，孰好孰劣不是很明显吗？所以我们也可以模仿论者的语气说：我们一定不能、绝对不能或者尽量不能、至少不能在翻译时，完全不顾它在实际使用中的具体含义以及这种含义的多样性。

说到to be含义的多样性，有人引述了卡恩（C.Ｈ.Kahn）的研究成果。据介绍，卡恩从60年代开始对古希腊文“einai”这个动词进行研究。根据他的研究结果，这个词主要有三种用法：系词用法、存在用法和断真用法。在这三种用法中，系词用法是最主要和最普遍的用法。根据他的统计，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einai”这个动词出现的情况中，用作系词的至少占80%以上。因此他认为，“纯粹从量的角度说，eimi的主要用法是系词构造”，换句话说，系词用法是最根本的用法。这一研究成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不应轻视。但我的疑问是：纯粹统计学意义上的量的优势能证明什么必然性？哪怕我们统计出在古希腊文中，这个词的系词用法超过95%乃至更高，能够排除这个词在使用中实际存在的多义性吗？

我们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单从语法特征去把握to be的系词含义，其功能就是把判断或命题中的主词和宾词联系起来，相当于命题中的通项（常项），这样一来，假如我们使用某种逻辑符号去代替它，全部形而上学中的复杂争论不是就烟消云散了吗？然而事实是，这种争论不仅在历史上非常激烈，而且至今也没有消停的迹象，虽然它经常遭到被否定和“拒斥”的命运。

第三，从思维方式看，on（being，Sein）之所以在汉语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译词，是因为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反映了中西哲学在思想方式上的差异。陈康先生在《巴曼尼德斯篇》中将它直译为“是”时，所讲的一条主要的理由，就是“这样也许不但为中国哲学界创造一个新的术语，而且还给读者一个机会，练习一种新的思想方式。”[7] 事隔几十年后，杨适先生颇有感触地说：“对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最基本的概念estin（希腊文）即is（英文）、Sein（德文）的译法，通常中译为‘存在’或‘有’，而陈先生译之为‘是’。译为‘是’，在中文里常常使人感到非常别扭，不习惯，但是，正是陈先生这种译法，才第一次使我意识到中西哲学及其思维方式的重大差异，促使我对西方哲学本身作深入考察。”[8]

以上见解，是学者们认真研究的结果，或从长期的翻译实践中体会出来，或从对某一或某些著作的深入研究中得出，或从中西哲学的差异比较中觉悟出来。由此看来，on（being，Sein）应译为“是”有相当强的理由和根据；但从前述情况看，也不是完全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既然人们对词根“on”在汉语中的意义存在着“有”、“在”、“是”等等不同理解；相应地，“ontology”在汉语中也出现了不同的译名，如“万有论”、“存有论”、“本体论”、“存在论”，等等，其中以“本体论”流传最广。据有的学者考证，最初把它译为“本体论”的是日本学者。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日本哲学界普遍采用“本体论”这个译名，这影响到中国并延续到今天。但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已逐渐放弃“本体论”而采用“存在论”一词，大约从50年代至今便几乎完全用“存在论”代之，“本体论”这一术语已经消失。[9] 中国也有一些学者，例如陈康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提出，用“本体论”来翻译西语中“ontology”这个概念，严格说并不确切。近年来，关于“本体论”的译名问题，又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有人（这样的人并不少）继续沿用“本体论”的译名；有人则主张起用“存在论”的译名；而更多的人，与主张把“on”翻译成“是”相一致，认为ontology只有译为“是论”，才忠实于这个西文词的本义，这是最近几年一种占主流地位的意见。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不赞成这种译名的人都感到，“是论”这个词在中文里显得很别扭，很不习惯。因此可以肯定，这样的讨论还将继续进行下去，而且短期内难以达成大家都可以一致接受的意见。

二 译名分歧的深层根源

随着讨论的深入，人们已经认识到，单纯从词源上去寻找根据，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样，也不能拘泥于词汇的字典意义，而应该根据对不同形而上学理论的理解，结合具体哲学学说的历史演变，才能确定哪种译法最接近文本的原义。这实际上就是说，译名的准确与否，更主要地取决于对相关学理的理解。这可以看作一条重要的翻译原则。

从前面的讨论看，如果说词源的考察大都支持“是论”这个译名；那么从义理方面看，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人们现在对“本体论”这个译名的批评很多，但无论从语义角度还是从从形而上学史角度看，这个译名的合理性恐怕都不能完全否定。

首先，从语义角度看。

在希腊文中，“on ”的含义是双重的：既可以指“在者”（“是者”、存在物）的共性（being－in－general），又可以指“在者”（“是者”）的基础（ground—of—being）。前者接近于“本质”，后者接近于“本源”。显然，这两种所指不能不有一定的区别，实际上它们之间有重要的区别。海德格尔揭示出，由于这两种含义的混淆，导致传统形而上学用“在者”、“是者”（Seiende）的寻求代替对“存在”、“是”（Sein ）本身的追问。因此，笼统地把关于on的言说称为“存在论”或“是论”，具体是用它指称关于“存在者”、“是者”的研究呢？还是用它指称关于“存在”、“是”的研究呢？这是一个尚待明确的问题。如果用ontology来涵盖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就需要在它下面的分支中明确地区分出来，哪一个分支是研究存在者、是者的，哪一个分支是研究存在方式、是的方式的，否则就会忽略“存在论差别”而铸成大错。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曾专辟一章，讨论了“存在”、“是”（Sein）一词的相关语法和语源问题。[10] 从语义学角度来利用海德格尔的考察成果，对于我们说明ontology的译名问题是有帮助的。

德文表示“存在”、“是”的名词das Sein，与动词不定式sein是一样的。这就是说，从语法形式上看，“存在”、“是”（Sein）有名词和动词两种形式，而且作为名词的das Sein是从动词sein变过来的。海德格尔认为，希腊人把语词分为onoma和rhema。Onoma是人和物的名称，进而发展为onomata，狭义指称实体。与此相对的rhema，则意指言说、传说。这种分法与希腊人对“存在”、“是”的解释密切相关。Onoma,作为事质的敞开状态， 是同 Progmata 即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事物相连的，因此又叫做deloma pragmatos,即事物词类。Rhema是某种行动的敞开，所以与Praxis即行为实践相连，被叫做deloma praxeos，即动作词类。这两种词类的结合构成最基本的言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最基本的句子。行为和事物的区分体现出一种对“存在者”、“是者”及其“存在方式”（或“怎样是的方式”）的关键领会。[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