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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德里达和达尼埃尔·邦塞依德

时间:2008/4/3 13:37:18,点击:0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德里达和达尼埃尔·邦塞依德 1999 年7月

[ 这是德里达教授和法国著名马克思研究专家邦塞依德应法兰西文化电台记者斯佩尔之邀做的访谈记录。围绕马克思主义和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们》中的思想，两位学者进行了对话。相信这次谈话中的一些观点和说明，会对我们了解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初衷，对他希望用解构来面对马克思思想或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的哲学思考，以及对“降临”、“幽灵性”等概念的理解都会有一些帮助的。—— 译者]

　斯佩尔：德里达先生，您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您已经证明了您四年前发表的书是必要甚至不容迟缓的，虽然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意外。这本名为《马克思的幽灵们》的书呼唤人们回到马克思，或者无论如何回到马克思的某种精神。
　邦塞依德先生，您是巴黎八大的哲学副教授，可以说您是一位“介入”的知识分子。您发表了许多著作，比如《不合时宜的马克思》（法耶尔，1995年）和最近出版的《悲惨的赌注，政治隐喻，隐喻的政治》等。
　是否马克思的真正现实性在于他用于设定历史的方式，也就是说：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反，不是严格的机械规定，而是所有“可能”存在的场所，所有不定因素存在的场所？马克思难道不是可以说是一位和德里达一样的不合时宜的哲学家？
邦塞依德：是的。此外，这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题目。但是，我恰恰是从雅克德里达的文章中的一个观点出发的，即从总是被翻新的资本问题出发的。的确，正是这对资本的重新研究同样造成了马克思的新意和新的现实性。归根结底，二者其中之一的生命力受另一个的生命力的滋养。
　对于马克思的现实性，我认为来自于在他那个时代的他的相对的非现实性。事情很清楚，他是一个十九世纪的人和思想家，但是，他同样超出了他的时代并且关注未来的许多重要问题。您刚刚提到历史的问题，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当作一个处于各种历史思辩哲学主线中的一个哲学家。而我则相反，我认为马克思告别了在1844- 46年手稿中的那些历史哲学，他走向另外的事情，走向冲突、也就是“不确定”的理论，即不要求说“一切都是可能的”理论，这又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德里达：首先，我要说我特别高兴能在这里与邦塞依德见面。我们并不认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知识和政治经历不同。有意思的是，我们在不合时宜性和过时性的主题上相交了。事实上，我认为马克思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是一个历史哲学家，毋宁说他是从政治和哲学角度关注时间、时间性质和政治、经济、司法因果性的相异性的哲学家。在这时间的交错中，他不只是把不合时宜性作为影响线性和和谐的时间来思考，而是作为政治行动的条件来思考。从这个观点看，他与哲学传统非常不同。
　我喜欢邦塞依德著作中的许多提法，其中之一就是他说马克思是“外国佬 [1] ”，是“异乡人”。他说马克思是“观念的外国佬”。换言之，很难把他归于、同化于哲学传统之中。在您上面提到的书中，我要提请注意的是，在共产主义解体之时，有一种回归到无护卫的受审的马克思的倾向。您刚刚谈到回归马克思。而我，我并不主张象回归一个伟大的经典哲学家那样回归马克思，把他最后归于伟大哲学传统之列。如果大学对马克思的研究总是必要的，那就存在使马克思的革命指令被驯化、中立化的危险。我认为应该反对这种中立化。显然，这一切在把我和邦塞依德连在一起的活动中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几乎同时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的不合时宜性的文章，因为，在马克思主义死亡之时的历史环境下，众口齐说共产主义之死，所有的政治理论都说“共产主义死了”，有必要进行这项落在整个人类头上的政治埋葬工作。于是有了这样狂暴的古怪口号：“太好了！结束了！这是新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胜利！”这个口号变成了政治理论的最强大的动机。我认为与这种倾向作斗争是哲学家或公民的责任。
　您说我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这是指我从来不是共产党员或正统马克思主义政党成员，那是对的。我很犹豫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第一个要求这个名称的是马克思自己。人们在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时，似乎就是在指责马克思。我不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确实，象所有我的同代人一样，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自然而然地受马克思主义遗产滋养，而且，我试图在很不合时宜的时候把这说了出来，可以说，我在任何其他情况下对此的说法都是一样的。
斯佩尔：同时，您阅读马克思，您谈到在对马克思的继承中存在着不平等的污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保留马克思对商品社会及其基础的彻底批判的方面。
　邦塞依德先生，我知道，您认为对马克思著作有多种多样的阅读，但同时，在您看来，并非所有的阅读都是合理的。
　邦塞依德：应该承认，我曾经为德里达对马克思的阅读所折服，而我要说，这样一种智慧的阅读应该最终相关于马克思，这种阅读不应该与之毫不相干，即使这种阅读显现为有些异样的问题，对我来讲是更加传统的问题。的确，我特别想到某些阅读：比如，把马克思“读作”实证哲学家。勿庸置疑，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的科学乐观主义者。但是，他还在别处，无论如何，他与奥古斯特.孔德是完全不相容的。另一方面，我想到有人把马克思“读作”历史哲学家。我认为，事实上，这是我们通过不同途径关注的东西，我很难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今天我希望忠实于马克思的专名，忠实于一个理论事件，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是那样的沉重，那样紧密相关于正统形式，以致人们很难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所感兴趣的是，今天能够重新激活对马克思的理解及对马克思批评的阅读，那是“去中心”的或“异乡”的阅读。布朗肖在关于马克思的三种言语 [2] 的论述中对此有更加详尽和准确的说明，远胜于他过去的一些注释和论题，包括他对马克思对知识问题的探索，这种探索不是简单的事情，但在法国，人们普遍把这个问题视作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或平庸的意识形态。“自由射手”，梅洛.庞蒂，布朗肖打开了理解马克思之路，使我们今天得以与马克思对话，或者说重新连接这种对话。
　斯佩尔：德里达先生，您可能以某种方式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在《马克思的幽灵们》一书出版之际，您把您的书当作一本反抗之书。那麽，在这本书中，的确存在一种真正的抨击文字，我们又看到了一种您在马克思那里同样标明的愤怒和反抗。您是生气了吗？
　德里达：如果说我生气，那我针对的是轻易同意埋葬马克思及其思想，而马克思的思想，不仅仅在于他的反抗，而且还有他对资本的某些分析原则，仍然对我们是必要的。今天，人们对世界化的分析——美国人称之为全球化，引发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表面上并不是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但它们可能忠实于马克思的某种精神。面对我称之为世界“十大创伤”，我认为，应该反对人们坚持无视这些问题。我力图要做的，是一方面由于这本书的写作有相当二分的倾向，我要分析世界范围内种种弊病的现时领域，分析对马克思进行埋葬的工作，我要把某种精神分析理论于政治结合起来，求助于精神分析，求助于幽灵分析，但把这些分析改造、政治化为弗洛依德的信息。这样，就是在现今世界化进程中分析埋葬工作。另一方面，特别是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对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的引证贯穿全书，我试图承认，在马克思那里，面对幽灵，存在一种后退或惧怕。特别是在马克思与斯蒂纳的辩论之中。由于这种惧怕，他重新引入我称之为本体论的欲望，他召唤欲望的真实性和幽灵的咒语。
　说到底，这本书首先是对我长期以来关注的幽灵性这个范畴的反思。人们在我的早期研究中也可能接触到这样的思考。幽灵不仅仅是灵魂，鬼魂，回过来不合时宜地召唤我们继承遗产的东西，而且还是非死非生、非真非假、把鬼魂的维度重新引入政治的东西，它还帮助我们理解现时公众空间、媒介，交流等等的结构。这是我的论著的一个主要动机之一。这个幽灵性的范畴在书中多处可见，因此是这部论著的一条主线。
　斯佩尔：此外，人们可以在马克思的幽灵问题和“好客”问题之间建立联系，因为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流亡者，一个永恒的被逐者，可以说他是不倦的没有身份者的方式。这是否就是回归政治思想家马克思，但里说的政治，是否就是被压迫者的政治，是归结为让那些与国家保持距离的人们能够进入政治的国家维度的政治？
　德里达：我认为，，这实际是政治和国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的问题，是同时留在国家形态权力之下又违犯民族国家。然而，这就可能要对“事件”进行思考，以其特殊性到来的、发生的事情。来者的到来不是必然的，因为它作为来者，是召唤好客（接待），一个公民或一个政治主体的来者。因此，“事件”的问题是在全球政治的范围内被提出来的。我认为，在马克思那里，人们因为他或相对他可以读到一种从绝对来者的断裂出发的政治（政治-国家）限度的思想。“降临”并不必然地局限于在犹太和基督形态下的救世主降临。“降临”向不期而至的来者开放，这个来者可能来、可能不来：这是一个来访者，而不是一个被邀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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