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概要：五四运动前后，青年毛泽东曾先后有意赴日本、法国和俄国留学，但最终均未施行。毛泽东多次放弃出洋留学的原因和理由虽不相同，但都从某个侧面体现了他思想的发展轨迹，反映了毛泽东正在比较和鉴别中迅速转变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关键词：毛泽东　留学　思想转变
　　
　　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革命转变时期，中国社会长期积淀的灾难已如“地火”般开始突破。此间，先进的中国人也从处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走向了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也是青年毛泽东从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关键时期。当时，出洋留学曾在许多新潮青年中风靡一时，毛泽东也曾先后计划要赴日本、法国及俄国留学，最终虽然都因种种原因和理由、想法而未成行，但青年毛泽东在出洋国度的选择和留学问题上不同凡响的思想言行，既是他思想迅速转变的写照，也是其伟大一生的光辉一页。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笔者谨以本文略抒缅怀之情。
　　
　　一、毛泽东的赴日计划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就有出洋求学打算，但第一次作出具体计划则是在新民学会创立之际，目标是东邻日本。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师友黎锦熙的长信中称其“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并“以三年为期”，“略通国学大要”，“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①惟此时尚未提出具体的留学计划和国度。是年冬，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在上百次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基础上，得出要组织一个团体，即“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的结论。②这个团体就是成立于1918年4月14日的新民学会。在学会成立前后的几个月里，大家经常讨论今后的出路问题——当时有些成员已经毕业，有些则即将毕业——共同的意见是必须向外发展，走出湖南，走向全国甚至世界，开展大规模的自由研究。当时还不知道赴法勤工俭学之事，何叔衡最先提出到日本去。当年3月，毛泽东在草拟团体会章初稿的同时，也提出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会员赴日求学计划。据3月31日的萧三日记记载：“二兄（笔者注：即萧子升）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学会云。……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③
　　在新民学会成立会上，大家除议决了学会宗旨和干部等问题外，再次讨论了“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④后经多次会商，公推罗章龙先行赴日，其他人待获罗回音后再谋陆续出发。4月下旬，学会会友及友好40余人聚集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为罗设宴饯行。席间，毛泽东用“二十八画升”的笔名，写了一首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为罗壮行：“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还自崔君去矣。”⑤罗章龙于4月下旬启程，一路游历名城胜迹，抵沪后忽悉日本东京发生了迫害华人事件，⑥遂中止赴日，返回湖南。
　　是为毛泽东的第一次具体的出国留学计划——虽因会友公推罗章龙先去投石问路而未实施，且罗最终也未成行，但也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及新民学会会友们在留学问题上，明显受到20世纪初期以来的留学风潮和理念的影响：随着日本的崛起，中国朝野一度把赴东瀛求学视为共同选择和时髦，试图以日本为楷模进行变革，求得强国富民的真经。⑦
　　
　　二、毛泽东中止赴法勤工俭学及其原因
　　
　　几个月以后，毛泽东又有了新的留学机遇，但这次的目标转向了法国。
　　1918年夏，新民学会会员多数已从学校毕业，开始面临选择何种职业才能更好施展抱负的问题。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就曾梦想过一种“新社会生活”。当年6月毕业后，便偕同蔡和森、张昆弟等寄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搞人人读书、人人平等和睦的新村实验，开始“实验自己的新生活”。⑧但他很快就发现所有场屋都归地主所有，找不到一个世外桃源。新民学会虽确定以湖南为基地，但许多人仍不愿囿于湖南，想出省出国去开眼界、求深造。恰好杨昌济老师于此时来信劝毛泽东去北京大学学习，并告诉他一个消息：法国政府再次来华招募劳工，曾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李石曾等倡导青年利用这一机会到法国勤工俭学，并在京与一些法国人士组织了华法教育会主办此事。毛泽东等接信后十分高兴，认为湖南政局乱极，军阀互相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当时不可能直接到苏俄去，德、奥、捷等国正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法国则是靠近这些革命高潮地区的国家，便于就近了解苏俄和欧洲革命情况；而蔡元培等倡导的“勤于作工，俭以求学”口号，既可满足会员外出发展愿望，又可节省留学费用，且与毛泽东等建立工读“新村”的理想契合。所以，在6月下旬学会再次讨论会友“向外发展”问题时，众皆认留法运动应尽力进行，并推举蔡和森、萧子升“专负进行之责”。很快就有蔡和森、萧子升兄弟等十余人表示参加。
　　蔡和森于6月下旬抵京后，即在与杨昌济、李石曾等接洽后认为赴法留学“颇有可为”，旋函告毛、萧等从事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并屡催毛泽东尽快赴京：“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信中还特别提及杨“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⑨经一个多月动员组织，毛泽东于8月15日皆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人，坐火车离开长沙北上，奔赴向往已久的祖国首都——北京。在毛泽东等人努力下，湖南新民学会会友及其他志愿赴法者总数很快到达50多人，居全国首位。
　　8月中旬，毛泽东等一行辗转抵京。几经交涉联系，华法教育会先后在北京附近开办了几处留法预备班。毛泽东还应华法教育会的要求，起草了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计划，提出了留学的意义、在国内的准备以及先行派员赴法安排的必要性等，此后又为筹措路费而四处奔走。对此，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曾在一封家信中说：“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⑩由于预备班定期一年，为免坐吃山空，毛泽东又建议大家在北京及其附近勤工俭学，自己则在京统筹全局。不久，他也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作助理员，并利用职员身份和工余时间去旁听哲学、文学、伦理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哲学研究会、新文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广泛接触了汇集于“兼收并蓄”之北大的新旧文化和各种思潮，汲取了新知识，也结识了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名流学者，开始放弃了一度信仰的康有为、梁启超学说。
　　1919年3月，新民学会的第一批赴法会友离开生活学习了半年的北京，准备转道上海乘海轮前往法国，毛泽东也放弃了在北大的工作和学习，辞别了恩师杨昌济及恋人杨开慧一家偕同离京。他之所以没按杨之所望入北大深造，可能与其推崇“自由研究”以及当时教育部规定中师毕业生必须服务几年才能考大学等有关。但令会友感到惊讶的是，就在大家由京抵沪、等船放洋之际，毛泽东突然宣布不去法国了。据罗学瓒1923年2月回国时对周世钊说：当时，毛约集我们开了个会，在谈了此行的重大意义和应注意的问题后，“宣布他自己这次不去留法了”，当大家“问他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辛苦经营将近一年，为什么到临行时忽然变计”时，毛表示“我们这些人中，要有人出国，学习新思想，新知识，以贡献祖国，也要有人留在国内，研究本国问题。我对本国问题有研究兴趣，但还研究不够，因此作出这种决定”。111919年夏，毛泽东又在长沙为徐特立赴法送行，当徐邀其同行时毛也拒绝了，表示“宁愿多增加一点关于本国的知识”12。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也将此归于“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13
　　如前所述，青年毛泽东是积极主张出国的。他不仅赞同新民学会向外发展，自己也曾有赴日设想，对赴法勤工俭学更是尽了大力。1919年9月，他还致信黎锦熙称赞“留学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的一个新生命”。14但毛泽东历来厌恶僵化、呆板的旧式教育模式，注重通过自学和接触社会获得学问和知识；在留学问题上也不认为非进学校不可，而主张取大规模自由研究方法：既有计划地派人去世界各地吸取新的思想学说，更留人在国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如后来的自修大学等）作共同研究。15尤其是1918年秋到次年春的北京之行，使青年毛泽东开阔了眼界，思想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使他认识到自己对中国社会了解不够，思想还是种种学说和主义的“大杂烩”，因而需要在国内作进一步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很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16
　　但主张留人在国内作自由研究，并非导致毛泽东突然中止赴法根本原因和理由——留守之人也可是别人。毛之“忽然变计”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多年来对留学问题和东西方文明的看法、对新民学会之巩固、发展及实际斗争需要等问题深思熟虑的结果。
　　首先，对中西方文明的认识及在留学、研究等问题上受杨昌济、黎锦熙、胡适影响较大，是毛泽东决定留在国内的思想基础。杨昌济本人的留洋经历及其主张的“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对毛泽东早期思想颇有影响，这可能也是他几欲出国的原因之一。但毛泽东又主张对西方文化也应批判地继承。他曾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长信中明确表示：“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7晚年的杨昌济在积极支持湖南青年赴法的同时，确实更希望未来的女婿毛泽东能入北大深造，打下“可大可久之基”，最终成为一个知识的启蒙者，而非走上政治之路，但作为一个开明而豁达的长者，他自不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毛泽东。从现有史料看，影响毛泽东作出留下决定的主要是黎锦熙和胡适。黎、胡二人都是毛当时十分敬重且频频交往、通信的老师。18对于是否要赴法一事，毛泽东确也听取了当时十分注重研究实际问题的黎、胡之见。黎曾在《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回忆说，1919年毛泽东与其家人一起过春节时，曾在被问及对此事有何打算时回答：“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们把时间花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19而毛本人也在1920年春致周士钊信中提到：“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20
　　其次，“润之兄应当留在国内”21是当时新民学会会友的共同意见。为学会在国内的发展打好基础而“殿后”，不仅是毛考虑留下的最主要原因，而且也是当时实际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当时重点考虑的问题一是人才的分配与培养——这关系到学会的巩固与发展；二是学会的基地置于何处——认为长沙是无可替代的基地；三是如何求学——寻找救国之路。他主张把有限的会友适当分散到各地、各方面去，同时力主应留人在湘从事教育，就地培育当时最缺的人才，故不赞成过多的人赴法。他曾与蔡和森函约：“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之基础，以为后来活动的地步”。“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22蔡也于1918年8月复信表示：“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至于求才，其方亦自多端：1、遇；2、访；3、造。……造之一层，尤为重要，尤较可靠。”23毛当时还劝罗学瓒留湘从事教育：“弟与蔡君等往返商议，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与其去保定留法预备班，“不如从事教育之大有益处。”24以后，他又致信陶毅提出：在“才难”之时，“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以免“堆积”和“废置”。“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25事实上，1919及1920年新民学会会员大体上也是按毛这一计划行动的，除有10多人先后赴法外，另有傅昌珏等赴日，李思安等去南洋，杨润余等到上海，罗章龙入北大后即成留京代表，而毛与何叔衡、陈章甫等则留守长沙，先后当了中小学教师。
　　毛泽东决定不去法国，还与他对国内外形势及留下来开展实际斗争的计划有关。第一次赴京的结果，使毛进一步认识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大势，预感到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风暴即将到来。因此，他一回到长沙便向会员讲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来的国内外形势之看法，介绍有关十月革命和北京等地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情形，及如何在湖南作出呼应的计划。据周士钊回忆，毛泽东1919年4月自沪回湘不久，即告诉时在修业小学任教的他：“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正在因外交失败消息引起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26毛泽东尤其反对空洞的口号，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何真理”。27为此，“回到长沙以后，就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了。28如组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办《湘江评论》、发动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筹组自修大学、发起和主持文化书社及俄罗斯研究会；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而且一旦工作学习起来，“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疲而不舍”，以至感到“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29“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30
　　另外还须提及的一个直接原因是母亲病重，毛泽东“不得不赶回服侍”。31毛泽东对母亲感情很深。15岁那年他曾专程为母亲生病而到南岳衡山进香许愿；1918年8月毛泽东在离开长沙赴京前夕，也特意致信七、八两舅父通知行程并感谢他们照顾患病的母亲，还称乡中良医少，故特意请人开来一方给母治病，如不能愈，拟秋后接到省城治疗。321919年春，就在毛偕第一批赴法会友准备离京、经沪赴法前夕，他得到了母亲病重的消息。为此，即于3月12日离京返湘（归途中绕道上海送别会友），4月6日回到长沙即将母亲接来省城就医。另外，母亲于1919年10月去世时，毛泽东正在省城忙于驱张运动，一获消息便日夜兼程赶回韶山守灵、送葬。他还写了一篇情深意切的《祭母文》称：“养育恩深，春晖朝霞。报之何时，精禽大海。……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33次年3月，毛泽东还在致周士钊信中称：“惊息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象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极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德境遇，算是一个样的！”34可见，对母亲病情的关爱、“不得不赶回服侍”，以及愿“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之念，应该也是毛泽东当时暂不赴法的一个特别因素。
　　关于毛泽东为何不去法国还有其他一些说法。有人认为是新民学会经费有限、毛泽东经济拮据。35从当时实情看似也不无道理。新民学会成立后经费一直很紧。为资助会员赴法，更使才、财、学三事中“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36就毛泽东而言，1918年8月他是借钱赴京的，抵京后也主要靠当图书馆助理员每月8元维持生计；次年春往沪时只有到津车资，因两次幸运地借到了钱才安抵上海，37在沪时也曾帮人洗衣贴补生活——他的经济状况有较大改善应是1920年9月担任一师附小主事以后。但据李锐转引龙伯坚回忆称，为了筹措赴法经费，毛泽东曾向杨昌济的同乡至交章世钊求助，章又电请谭延闓资助并要到3万元，毛后来将钱以每股1600元分给赴法会员，他自己也分到了一股，作为回湘活动经费。38如果毛泽东不是想把这些钱用于资助他人出国或以后的学会活动，似应不缺赴法的船费。因此，经济拮据至少不能作为毛不去法国的主要理由或原因。
　　美国学者施拉姆在他所著《毛泽东》一书中还提到另一个原因，即据“当时知情的人说，他曾认真地考虑过去法国的问题，最后决定不去，是因为他没有学好外语，怕到外国后发生困难。”39此说似也理由不足。因为毛泽东真欲出国，完全可与其他人一样先读一年半载预备班。但自会友赴法、特别是第二次前往京、沪以后，毛泽东对外语似也更为重视。1920年6月，他曾致信黎锦熙表示：“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次年9月在船山学社养病时又函告萧子升：“现在读书虽甚少。然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 40
　　如果说母亲在世时毛因牵挂而未出国，那么，母亲去世后所剩之主因，即为学会“殿后”及实际斗争需要。这正是毛泽东暂缓个人求学和出国计划、最终未去法国的最根本原因。而且，只要这一要因不变，其暂不出国之志仍坚。1919年11月，罗学瓒又恳切致信毛泽东称：“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学。若少迟延，时光既过，人事日多，恐难有多时日求学矣。”41但毛泽东仍未应允，因他当时正于从事学生运动、主办刊物之余实验其“新村”计划。旋因湖南军阀张敬尧敌视爱国运动，先后封禁《湘江评论》、强迫解散学联，遂使毛把主要精力投入“驱张运动”，并于年底为此再次赴京。

三、毛泽东的留学观及赴俄设想

　　这次赴京，毛泽东与李大钊接触更多，还读了当时为数不多的马列译著。42尤其经过驱张运动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了解，他已开始考虑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并意识到“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着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自己也“很少研究”，如同“睡在鼓里”。但同时已认识到“我们想达到一种目的（改造），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43并主张集合同志以“共同的讨论”来研究“怎样实践”的问题。为此，毛泽东更不想在此时中断对国情的研究，其“暂不出国”之志也更加坚定和成熟了。从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士钊的著名长信中，可以比较完整地看出其当时的主要观点。
　　　　一、主张“大留学”政策。毛泽东声称：“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但又“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由于毛泽东感到“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还都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因此，他考虑“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并认为留在国内研究有三大好处，即：“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有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姿比较”。他还称：“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即认为现在的国内政治斗争实践已急需得到理论指导。
　　二、现在应马上“集合同志”，“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毛泽东认为，作为“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并“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人，“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的工夫。”因为“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所以“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此信中，他除向周表示暂不出国外，还明示对周“所说的巴黎南洋北京各节，都不赞成，而大大赞成你‘在长沙’的那个主张”，并设想“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在其中“实行共产的生活”。
　　三、毛泽东当时正计划“往俄”，因为“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他告诉周：“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44去考察十月革命的经验。这表明毛当时虽未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但通过在京、沪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多次交谈，及与蔡和森等频繁通信，他已对马列主义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思想已发生了很大转变，即不再简单停留在欢呼俄国十月革命，而是急于了解其成功经验，并用以指导改造中国的实践。
　　其实，毛泽东在写这封信前就已有了“赴俄”想法。第二次赴京时，他就多次与李大钊谈过赴俄留学问题。1920年2月毛泽东曾函告陶毅：“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听说上海复旦教授汤寿军君（即前商专校长）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正是基于各方面都要去人的想法且已有往俄计划，所以毛对会员尽想赴法很不以为然：“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赴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还表示“想和同志成立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用一二年时间，“把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织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45
　　毛泽东的上述想法和计划得到了蔡和森等人的支持，就象其此前关于会员的去向主张也一直得到蔡等赞同一样。1920年4月，罗宗翰也致信周士钊赞成毛泽东的意见，表示“此时出洋，那本不太好，对于本国的学术没有弄清，外国的学术又没有条理明白，跑到外国，真是茫茫大海，所得必少。”466月，向警予自法致信毛泽东（时毛正搞湖南自治运动）：“到法后，联接好音，知在国内积极活动，湘事大有可望”。信中还转达蔡和森意见称：希毛于“湘事定后，留湘两年”。47周世钊也在接受了毛等意见的同时，要求在湘主持大局：“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白，弟亦主张兄回省”。48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二次抵沪后，即于8日与旅沪会友在上海半凇园为萧三、陈赞周等人赴法开送别会，同时决定发刊一个“会报”，以便国内外会友间“有一种联络通气的东西”。会议决定由陈征集在法会友文稿，毛征集国内会友文稿并负责编辑。49在沪期间，正值陈独秀、李达等正筹组共产主义组织。毛与陈多次会晤并讨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还谈了“湖南改造促进会”计划。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的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使其基本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50也使其把研究和学习方向进一步转向了俄国。
　　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礼容等创办了文化书社。7月31日，毛起草的《文化书社缘起》在湖南《大公报》发表，宣称“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书社经营的书刊，不少都与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有关。如《新俄罗斯研究》、《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等译著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编辑的《劳动界》等。文化书社社址，后来也成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秘密联络机关。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还与方维夏、何叔衡等联络教育、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姜济寰、易培基等共同发起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公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因为毛泽东认为：湖南、全中国及全世界都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可以说，这时的毛泽东虽然仍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传入中国的马列主义看成是一种“新思潮”，但已认为“盖自俄国政体改变以后，社会主义渐渐输入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51并开始把中国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十月革命的榜样上。因此，8月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议也确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包括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考察，提倡赴俄勤工俭学等，52还决定派人赴京与俄代表接洽。53该会成立后，也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经毛泽东推荐，湖南《大公报》还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在此后的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也把俄国视为榜样，因为“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在那里办理”。54俄罗斯研究会还发起留俄活动，先后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16名进步青年到上海外国语补习学校学习俄语，然后转赴俄国留学。
　　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深感改良方法已走不通，必须另辟新路。1920年11月，他分别致信向警予、罗章龙等5人，表示“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找环境一法。”55新民学会也“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56毛泽东还在回顾新民学会两年多来走过的探索道路后提出：学会会友今后的进行方法应分几种，即已出国之人，一部专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底的学者；另一部分“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未出国的也一分为二，一部“以求学储能为本位”；另一些则“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多种有价值之社会活动及社会事业。”57同月，毛泽东应陈独秀函约，与何叔衡等人在建党文件上签名，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是年底和次年初，他又复信蔡和森赞同“俄国式革命”和建立“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共产党”，承认“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58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已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但毛泽东仍未忘赴俄留学。在1月16日新民学会会友常会讨论个人发展计划时，他仍“决定30以内只求普通知识”，“设法补足”所缺的数、理、化等自然“基础科学知识”，并称：“去年在上海时，曾决定在长沙顿住两年，然后赴俄，现在已过了半年，再一年半，便当出省”。59
　　可以说，毛泽东第二次前往京、沪，是他从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重要关口。随着这一转变的发生，毛泽东加强了对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研究，其留学目标也开始直指俄国。直到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还在创办“自修大学”的同时，计划先在国内作几年准备后赴俄留学——是年9月，毛泽东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备考”栏中写道：“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有着手预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外国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6010月下旬，他东又在湖南一师同学会常年大会及欢送夏曦赴俄大会上强调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从前因为“没主义”或“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61
　　
　　综上所述，青年毛泽东多次计划出国都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仍有出洋留学的想法，这不能不说他的留洋愿望还是相当强烈的。当然，由于此后他即致力于在湖南各地建党，进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唤起工农、开展中国革命运动而无法脱身，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才第一次走出国门。但毛泽东为救国救民而不懈寻求真理，一面全力支持部分会员出洋“取经”，同时又为了保证有人留守“殿后”而一次次放弃自己的留学计划，下决心留下来弄清本国的国情，也确实体现了青年毛泽东以事业为重、以个人计划服从大局需要的独特思路和宏大抱负，体现了他不同凡响的崇高理想和伟大品行：从计划自己出国留学到决定留下来“殿后”，与同志一起深入研究本国的“地盘”，反映他对留洋热潮有着自己独到而冷静的思考，既看到了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重要性，也看到了学习他国经验必须与改造中国社会、振兴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设想留学日本、法国到计划组织“留俄队”，也说明随着其思想的转变，学习的目标已不断地从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伟大抱负和品行，也为其日后坚持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洋留学潮经二十余年而不见衰。今天的我们回顾毛泽东青年时期在留学问题上不同凡响的思想言行，也许是不无益处和启迪的吧。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下文所引亦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第29页。
② 《毛泽东年谱》，第34—35页。
③ 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3月，第78—79页。
④ 《青年毛泽东》，第79—80页。
⑤ 《青年毛泽东》，第81页。
⑥ 1918年5月7日，中国留日学生罢课反对段政府与日本秘订共同反对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代表30余人被日本警察拘留。
⑦ 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谴；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不切要害，东人已删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越西洋，有何不可？”1903年，清廷公布实施张之洞奉诏拟订的《奖励留学毕业生章程》并，遂形成官费、公费和自费留日运动高潮，每年赴日青年多达万人，其余波一直延续到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前后。
⑧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详见1919年12月1日《湖南教育月刊》。
⑨ 蔡和森1918年6月30日及7月致毛泽东信，《毛泽东年谱》第36—37页；《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3—44页。
⑩ 1918年10月16日罗学瓒致祖父、叔祖父信。引自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40—41页；李锐《早年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205页。
11 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88页。
12 《早年毛泽东》，第156页。
13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126页。
14 尹高朝：《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2003年夏《解放日报》连载第49；《毛泽东年谱》第45页。
15 在得知赴法勤工俭学一事时，毛还在与蔡和森商讨自由研究问题。蔡也认为“自由研究以兄为之，必有多少成就，万不致无结果”。1920年6月，毛泽东还在致黎锦熙信中称：“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详见《毛泽东年谱》第37、58页。
16 《西行漫记》，第132、125、127—128页。
17 《早年毛泽东》（上），第151页；《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第2页。
18 前者是其“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者，后者则是其抛弃康、梁后的新“楷模”。分别见《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第48及《西行漫记》，第125页。
19 转引自范贤超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湖南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76页。在《毛泽东和他的二十四位老师》第49中，也有略有文字区别的引文。
20 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43页；《毛泽东为何不去法国留学——毛泽东与胡适早期交往实录》，《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4月25日。
21 《早年毛泽东》，第185页。
22 《早年毛泽东》，第188、186页。
23 《早年毛泽东》，第187页。
24 1918年8月11致罗学瓒信，《青年毛泽东》，第89页。
25 毛泽东1920年2月致陶毅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65页。
26周士钊：《光辉的五四》，见《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第77页；《早年毛泽东》，第93页。
27 《毛泽东年谱》，第44页。
28 《西行漫记》，第129页。
29 毛泽东1920年11月26日致罗学瓒信。《毛泽东年谱》，第72—73页。
30 毛泽东1921年1月16日在新民学会常会上的发言。《毛泽东年谱》，第80页。
31 毛泽东1919年4月28日致舅父母信。金冲及等：《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43页。
32 《毛泽东年谱》，第37—38页；《毛泽东传》，第4页。
33 竟鸿、吴华编著《毛泽东生平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第16—17页，
34 《毛泽东与周世钊》，第42页。
35 忻剑飞：《青年毛泽东和出国求学活动》，见石仲泉主编之《毛泽东研究述评》，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96页。
36 蔡和森1918年7月致毛泽东信。《毛泽东年谱》，第37页。
37 《西行漫记》，第126—129页。
38 关于此事，李锐的《早年毛泽东》和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分别引用龙伯坚和章含之的回忆，除都提到在章晚年，毛泽东每年春节赠送2000元外，对当年这笔资金的来源及金额上说法不同，尤其是后者把资助时间列在1920年6月。本文取李锐说。详见两书第182页、第60—61页。
39 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第31页。
40 《毛泽东年谱》，第58、87页。
41 罗学瓒1919年11月14日致毛泽东信。《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7—68页。
42 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街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便在毛工作的香案上看到一本《共产党宣言》和一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
43 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4—465页。
44 毛泽东1920年3月14日致周士钊信。引自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第43—45页。
45 毛泽东1920年2月致陶毅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66—467页；《毛泽东年谱》，第53页。
46 《毛泽东与周世钊》，第48页。
47 是年11月，毛复信表示：“顿湘两年，业已决计”。《早年毛泽东》，第172页。
48 周世钊1920年6月28日致毛泽东信。《毛泽东与周世钊》，第46页。
49 《青年毛泽东》，第82页。
50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3页。
51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294、365页。
52 《俄罗斯研究会之成立》，湖南《大公报》1920年8月23日。转引自《青年毛泽东》第121页。
53 《湖南之俄罗斯研究会》，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9月23日。转引自《青年毛泽东》第121页。
54 毛泽东《释疑》，长沙《大公报》，1920年9月27日。
55 毛泽东致信，。
56 毛泽东1920年11月25日致向警予、罗章龙信。《毛泽东年谱》，第71页。
57 毛泽东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1920年11月。引自《毛泽东与周世钊》，第50页。
58 《青年毛泽东》，第142—144页。
59 《毛泽东与周世钊》第56页。
60 毛泽东致杨钟健信，1921年9月29日。《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422页。
61 《青年毛泽东》，第158—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