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阶段是种种人生压力相对集中的阶段。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表现为人格的自我中心,后果多指向内部,极端的就出现自杀、自残等
记者:毫无疑问,大学阶段是种种人生压力相对集中的阶段,来自学业、人际关系、就业及感情诸多方面。那么,您认为,由此会诱发大学生哪些心理问题?
方俐洛:确实,大学阶段承受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其心理问题表现为人格的自我中心,容易变得孤僻、内向和脱离群体,易于沉迷网络、录像等。这种人格禁不起挫折,报复心强。据我们调查,1/4—1/3的大学生存在心理问题。
申继亮:同学之间的沟通不畅,没有认同感,而大学时期是需要得到认同的。
蒋奖:现在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有一定的爆发率。每个班都有一两名学生存在人格缺失,2001年有资料显示中度症状者占大学生人数的10%以上。但像马加爵那样指向外部的还是极少数,更多地会指向内部,如自杀、自残等。
大一最关键。大学生要善于发现自己多方面的价值,要敢于承担责任,应该建立一个宿舍、年级、学校、社会的网络管理体系
记者:置身重重压力包围中,大学生进行自我调适和自我救援是不可或缺的。
蒋奖:大学的评价体系不再是单一的分数,毕竟学习环境有了很大变化。大一是最困难的时期,处于与父母亲人的心理断乳期。大一没适应好可能四年都不快乐。很多学生会越来越自卑,应该出台一套辅导计划来帮助他们意识到大学和中学的不同。
记者:马加爵收集了“忍”的字画,说明他意识到自己性格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最终却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当心理抑郁到一定程度怎么办?
方俐洛:自己是无助的,要依靠心理医生。人格形成的关键年龄是3岁、7岁、13岁和18岁,除3岁前在家外,其它都和社会教育有关系。所以教育应切实担负起责任,大学生都应选修心理健康课程。
车宏生:学会调适自己,适应规则。不能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要敢于承担责任。
蒋奖:善于发现自己多方面的价值,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失为扭转抑郁状态的途径。如想到自己还可以帮助更无助、更贫困的人,慢慢地就可能拥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心态。
申继亮:一个学生真的压抑了,一件小事会在其自身心理不断放大。对此,首先要想到找心理医生,不要积怨。应该建立一个宿舍、年级、学校、社会的网络管理体系。
记者:如果看不到压抑的现实有改变的迹象,毁灭或自毁就是必然的?
蒋奖:这时来自同学间的帮助非常重要。班主任和辅导员也应更关注这些同学。但现在很多老师和学生都没有心理健康知识,也就谈不上帮助别人。
樊富珉:我们不能保证每个孩子都拥有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些成长背景欠佳的学生尤其需要关注。在一定的环境下,极度自卑的学生会用超常态的方式来表现自尊。
同学之间应该尊重差异,学会欣赏独特性。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人和谐相处。当个体在群体中受到孤立、排挤和歧视时,行为容易冲动
记者:马加爵说自己努力想和周围的同学处好关系,但多遭遇嘲笑和冷漠,如何尊重自己不喜欢的人并与之相处?选择不接触或躲避?
申继亮:不少国家不提倡特殊教育,而提倡全纳教育,即个体间无优劣之分,只是个性差异而已。这种基本的教育理念应贯彻。当个体在群体中受到孤立、排挤和歧视时,则容易行为冲动。同学之间躲避不是办法。
樊富珉:相互之间应该学会欣赏独特性。
记者:关心人、尊重人是大学生最基本的素养,同学之间应该努力做到让强者有心,弱者有力。
邹泓:冷漠和敌意让人产生逃避感。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是多元的,要学会尊重差异。这种观念要从小教育、渗透。当然,如缺乏这样的教育,一旦碰到不如意,反社会性就会增强。
学校要教会学生乐观面对困境,让学生知道在什么情况下通过哪些途径可获取有效帮助,以此来提高他们面对挑战的能力
记者:很多高校都有心理咨询中心。它们真的在发挥作用吗?从教育的角度说,我们还应该做哪些努力?
樊富珉:现在许多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大多形同虚设,只等学生上门咨询。我们应该主动出击。现在清华大学等学校每年新生入学都要做一次心理健康筛选,发现有抑郁、自卑倾向者会对其进行重点跟踪和疏导。重在预防。
方俐洛:学校首先要发现这类学生,大学要设立心理档案。
车宏生:健全人格的培育主要是教育问题。相应地,社会评价指标也不能光看学历、知识,还要考察其人格,要把心理健康教育变成教育体系的一部分。
蒋奖: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有心理咨询机构。一些学校还把心理咨询机构看作思想政治工作,由一些政工干部坐堂,成了摆设。
邹泓:心理学的基本原则是助人自助。学校要教会学生乐观面对困境,让学生知道在什么情况下通过哪些途径可获取有效的帮助,以提高他们面对挑战的能力。同时要让老师和大学生都了解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
记者:班主任、辅导员、科任老师如何帮助学生疏导心理郁闷?
邹泓:现在很多大学生不能有效应对学业、情感、就业等压力,学校应该配备专业人员加强指导。目前很多思想政治课程和学生的心理需求相距很远,应该有针对性地告诉他们如何自我调适。
记者:贫困加剧了心理不健康?用孤僻和冷漠来掩饰贫困的尴尬是人的一种自然选择。这时候应如何面对?
邹泓:不能这么说。农村孩子多朴实,邻里关系很亲密。只是上大学后,他们适应城市环境的时间可能长一些,困难多一些,挑战大一些,但这和他们的心理健康没什么关系。
樊富珉:来自偏远地区和农村的学生相对贫困,视野相对狭窄,因此,辅导员和科任老师要多关心他们。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要注意技巧和方法。因为这群学生比较敏感,有时不恰当的特殊关怀反而会触发其自卑心理,效果适得其反。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并不比其他群体严重,媒体不应不负责任地炒作。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更紧迫。很多心理热线从业者都没有专业知识
记者:除了个人、同学和学校的努力外,我们的社会大环境应该为大学生心理救援提供些什么?
邹泓:首先要转变观念,不是精神病人才需要看心理医生。国外有一种心理危机干预机制,一旦发生空难、火灾等事故,专业辅导人员就参与救助。目前,社会心理咨询门诊、心理热线如青春热线、女性热线等都还太少,很多从业者缺乏专业训练,因此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更显紧迫。
方俐洛:早期的家庭教育很重要,如父母和邻里认为不爱说话的孩子就乖巧,这种家庭和社会评判是偏颇的。初期的这种教育容易使孩子走向内向、自闭。如从马加爵写的绝命书看,所陈述的都是小时候的事情,长大后的事情没怎么触及。他不是没有长大,而是不愿长大。
记者:最近某电视台推出以马加爵为原型的《狂魔落网记》新闻故事节目,还有消息说有导演准备以此为原型拍电视剧,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邹泓: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并不比其它群体更严重。虽然有些大学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但为数极少,整体上并不比社会其他人群问题更多。媒体不应不负责任地炒作。
【专家简介】
方俐洛: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车宏生: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申继亮: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邹 泓: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蒋 奖: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讲师
樊富珉: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大学生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
(文/饶文靖 )
《人民日报》 2004年03月23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