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汉网按（何云峰评论）：曾经有人提到中国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太随意，没有基本程序。很多都是领导拍脑袋出来的。这不？你看高校教师的待遇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大学老师被列为高收入人群，请问决策者做了多少调查？调查了全国哪些高校？样本是怎么抽的？被调查的大学老师的职称比例、年龄比例、学科比例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不公布调查的数据和过程？估计决策者根本没有科学头脑，完全是凭媒介报道。而媒介报道往往只采访个别人，缺乏科学性。科学的社会调查才是公共政策合理性的保证。可惜，我们的绝大多数公共政策没有这个基本程序。完全凭感觉或根据媒介一两篇报道。实际上，从感性认识的角度看，高校目前可能是贫富差别最大的地方之一。一些教授暴发了，而很多教师的教师收入并不高。据观察，一般教授也不过4000-5000元的月收入。至于青年教师，可能2000-3000元算不错的学校了。相比之下，公务员的收入远远高于高校。但公务员似乎没有进入高收入群体。其实，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税务部门来说，为什么只监管高收入人群？要监管的话，所有人都应该纳入监管范围。这样的公共政策才有合理性。呜呼哀哉！公权部门不能公平对待每个公民，社会正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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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很迷茫，不知道是不是还应该留在这里。”刘非(化名)有点心灰意冷了，在大学任教一年的他领会到了起步的艰难，而从助教到教授这漫长的煎熬，总让他感觉“难有出头之日”。

　　作为重庆某高校教师，刘非很清楚：学术需要积累，绝非几年之功。“问题在于，学校会给我时间积累吗？能让我安心地进行教学和研究吗？”本学期，26岁的刘非被要求和系里的一位教授及一位副教授竞争一门课，这种连两位教授都觉得对他很不公平的竞争，结果可想而知。刘非因此失去了60个课时，而无法完成本学期120个课时的教学任务，岗位津贴因此将被扣掉一大部分。郁闷的刘非最近什么也不想干，一有时间就泡在网上。

　　记者采访了6所高校人文学科的6位年轻教师。低待遇、沉重的生活压力、繁重的教学任务、稀缺的学术研究机会等等，让这些年轻的老师们刚刚步入学术的殿堂，就开始丧失治学的热情。

　　“读研时想着工作后多买书 没想到，现在还是买不起书”

　　来自河南农村的李俊(化名)两年前研究生毕业后进入西安某高校任教。两年过后，他依然身负读书时留下的近3万元债务。基本工资加奖金1月1400元，这是李俊在学校的全部收入。这位读研时酷爱买书的老师如今生活窘迫：如果每月抽出200元买书，吃饭就会成问题，不敢轻易请客，生了小病不敢看医生。曾经有过的工作后接济家里的想法也化为泡影。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国家税务总局将高校教师纳入了高收入职业。北京一位经济学教授2001年曾应邀去宁夏作经济分析报告，提到那次报告的收入，他说：“几万元能入眼吗？费用全包是规矩。”该报道还了解到，现在的高校知名学者、教授会通过经纪公司或培训机构被介绍到各地讲课，其讲课收入一般都以现金的方式结算，或者直接打到其个人账户上，而每天的讲课费用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但是，外出讲课、培训和项目的收入与大多数年轻教师无缘。在记者采访的6位老师看来，高校的收入差距已经很明显，他们将自己归结为“高校的弱势群体”，除非在外校兼课，很难有其他收入。

　　今年的教师节，连中秋和国庆算在内，范中(化名)所在的学院给每位老师发了300元，这是一年来过节发钱最多的一次。去年春节前，盼钱过年的范中没有从学院得到一分钱的过节补助。2000元左右的月收入还要养孩子，让在湖南某重点大学教书的范中过得很紧张。“读研时想着工作后多买书，没想到现在还是买不起书。”但范中不敢去外面带课，怕影响教学，“万一被学生们打了低分，会扣津贴，影响职称，面子上也不好过。”

　　“一个月2000元真的什么都没法考虑，这个后顾之忧不解决不行啊。”对于刘非老师的这种无奈，几位老师很有同感，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实在难以安心做学问。学校不解决年轻教师的住房，只发一点补助。西安一位老师去年每两三个月就要搬一次住房，为的是找到更便宜的出租房。

　　学院的院长和一些老教授总以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历，要求范中和其他年轻老师克服经济困难，这让范中无法接受，“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除非下定决心当苦行僧，才能静下心来做学问”

　　1995年从甘肃日报进入兰州大学任教的王天定，当时的工资仅为300多元。多年后的今天，身为西安外国语学院教授的他，待遇已大为改观，但10年前相对宽松的治学环境却让他更向往。

　　“老师在学校的精神压力没有现在大，除了上课，可以集中精力做很多事情。”在那几年，王天定读了很多书，一篇论文他会精心地写上半年，反复推敲，写完后也不去考虑发不发表。“如果当时就有现在的这些量化考核，一些论文我可能也就凑合着发了。”在他看来，现在很多学术上有所成就的老师，当初如果面临今天这种环境，恐怕也会心浮气躁，焦虑不安，最终难有成就。

　　“大学要形成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这种氛围就像空气一样存在，无形中会给老师们动力和压力。”但王天定教授很失望地发现，大学里做学问的空气非常淡薄了，“大家在一起常常议论的不是房子孩子，就是如何找关系发论文，甚至连学问都不提。”他痛心地说，大学老师包括年轻老师正处于一种比较萎靡的精神状态。

　　今天的大学，在王天定眼里，已经不利于真正有志于学术追求的人生活。因此，还在兰州大学任教时，他就不鼓励系里的研究生毕业后去高校。他担心：“一些年轻人抱着一腔热情和学术理想进入高校，几年后就会心灰意冷，等到争取了教授职称，当年的学术理想可能早已化为泡影。”

　　这绝非危言耸听。一直想扎扎实实做点学问的范中老师，两年的经历已经动摇了他的信念。“一些情况会逼着自己去急功近利地发论文，争学位。”进入大学任教的第二年，范中就考取了一重点大学的博士。他所在的这所大学规定，青年教师没有博士学位不能参评教授职称。而他所在的学院为了达到博士指标，在今年不需要老师的情况下，引进了两名与专业无关的博士，并解决了他们的科研经费和待遇问题。

　　武汉某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同时也是河北一高校的教师，他的学校规定：评副教授至少需要发表10篇论文。读博的一年来，这位老师已经发表了8篇论文。不久前，这位博士生将一篇论文分解成了好几篇投向了几家杂志社，材料差不多，只是主题略有变化，居然发表了。不过，让他心疼的是：为了发论文，得掏一笔数目不小的版面费。

　　从助教到讲师需要3年时间，从讲师到副教授至少需要5年，从副教授到教授又是5年，而每一次晋升都要求相应数量的论文或著作，这是许多大学通行的标准。“我特别能够理解那位博士。”范中说。在大学，似乎除了教授，其他什么都不是，年轻教师们认为自己就是身处大学的最底层，不评上教授就没有翻身的机会。

　　“我们这一批年轻教师，除非下定决心当苦行僧，特别超脱的人，才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才当了两年大学教师的范中有点心灰意冷。

　　“强者通吃”让年轻教师义务很多，权利很少

　　两年来，范中没有一次外出参加学术研讨的机会，“想参加，只能自己掏钱。”学校也没有针对青年教师的科研项目，申请之后就没有下文。一直想好好做点实证调查的范中，也苦于没有资金而无法开展。偶尔能够参与的就是学院的一些横向课题，“但难出成果，也不与职称挂钩”。

　　范中的这种尴尬在很多年轻老师身上也同样存在。各种机会如申请科研经费、进修、出国、开会交流等均与职称直接挂钩。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许纪霖将之称为“强者通吃”。

　　“这种资源分配上的不公正对年轻教师的成长很不利。”许纪霖认为，年轻教师就像雇佣者一样“义务很多，权利很少”，他们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

　　“少挣钱也无所谓，但要生活得有意思。”西安某大学李俊老师的这种想法成了一种奢望。6个班的4门课，这是李俊本学期的任务。他几乎每天都有课，嗓子都哑过几次，下课后回到宿舍就闭着嘴巴不想说话。他还得想着考博、想着搞点科研，“压力太大了，没有了生活的乐趣”。

　　课时多，一些新开的课、难上的课、一些用范中的话说是“乱七八糟的课”大都会落在年轻教师头上。备课，占用了他们大部分时间。王天定教授多年来提倡一个观点：上好一节课，要用6小时准备。在寒暑假和国庆等长假中，这位负责的老师一直不敢休息。因此，他坚决反对片面地以课时来要求教师，“对年轻教师掠夺式地使用，会埋下很大的隐患”。

　　没有经费没有时间，但是，年轻的教师们还得想方设法进行科研，毕竟这直接关系着他们的职称和地位。“我们只能希望自己的课不要出什么问题，能够应付过去就行了。”一位老师告诉记者，他身边的年轻教师大都对教学“马马虎虎”。

　　如今，站在讲台上，范中老师已经失去了初为人师时的激情和神圣感。“和学生们谈理想谈抱负，我觉得没有底气，也是一种滑稽。”这种滑稽使得范中丧失了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的优越感。

　　“在国内大学，副教授没有地位，但在国外，助教也很有尊严。”许纪霖希望能够提高大学年轻教师的待遇，保障他们相应的权利和尊严。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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