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云峰，载于《上海教育》2014年第11B期，第82页。发表时略有删节。

而今各种“学者”、“人才”、“计划”等等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然而，这么多重点培养，我们出了几个大师呢？好像人们能够感知到的现实跟计划中的理想目标差距甚远。人们感知到的现实很残酷：这些所谓“计划”什么的，只不过成为少数人捞政治资本，吹政治大牛的武器，留给咱们的是“钱学森之问”。如果诺奖能够计划出来的话，那全世界都去举国家实力搞计划了，这不跟打世界大战没有差异了吗？这多少是对科学研究的亵渎。科学研究就是求真。对真理的热爱和不懈追求，是科学家的唯一内驱力。如果都冲着什么奖，成天想着怎么去出名，那他们还能搞出惊人的成就吗？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我们举国家全部实力，让少数几个人真的冲上了诺奖，又有多大意义？有多大可复制性和鼓舞性？冲上了，人家会说，你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举国计划出来的，有什么稀奇的？！冲不上，咱们怎么给老百姓交待呢？花了那么多的纳税人银子，连一个诺奖都整不出来！不是给人家看笑话吗？再说，你计划得再好，也可能最后获诺奖的反而是没在计划里的人，不是更让人笑掉大牙？到时候，你的计划怎么去回应公正性的质疑呢？笔者认为，制定所谓的诺奖计划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举动。

其实，诺奖不仅不是计划出来的，而且只有靠走群众路线才能走出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句话永远是真理。如果我们的政策违背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原则，搞英雄主义，那就真的让天下人耻笑至极了。真正的诺奖，要靠全体科技人员无私地奉献，默默地耕耘，执着地、长期地追求真理。只有真正地做出影响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才有可能获奖。所以，当务之急不是去搞这样那样的计划，而是让全体科技人员有最好的研究条件和研究环境，让他们能够安心地、有尊严地研究；创造一切条件，使他们能够心情愉快，在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科学研究生态中去探索，发现和坚持真理。只要所有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咱们上百万的科技人员大军，总有一天会出现做出诺奖级的科学贡献。

今天，我们非常遗憾地看到的是，科技人员缺乏动力，全体浮躁，大都在做表面文章。究其根源，除了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冲击之外，关键的还是科研人员的待遇差，工作艰苦，所得远不能匹配所付出。科研人员集体性被口头重视，科技兴市、科技兴邦，成为口号而已，真正的科研人员之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估计排“老九”已经不错了。在有的省市，数年没有工资增长，物价飞涨与通货膨胀，早把知识分子的尊严扫入地下第十八底层。他们不得不到处打零工，兼课、带家教、咨询、兼职顾问、做代言人、甚至开淘宝店，等等，只要赚钱但不违法的，几乎是什么都肯干。越年轻的科研人员，越是不得不到处“走邪”。在这样的集体性口号化“升天”的局面下，多少人愿意而且能够去专注于探索真理？笔者曾连续多年关注相关的大学教师“思想动态”，发现：几乎每年都一样，令大学教师最焦虑不安的是工资待遇问题。也许，有的人不相信，社会上不是热传，大学教师是高收入群体吗？其实，整体水平，大学教师的经济收入可能在中等水平甚至偏上，但关键是绝大多数人是被中等化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两极分化可能比社会上任何阶层都严重。不同大学之间，差距在2-3倍也属正常。在同一间大学内，少数会忽悠的，大话不离嘴的，往往被这样的计划或那样的基地委以重任，实际上却不干活；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则经济上贫困，社会地位上默默无闻，但工作却勤勤恳恳。这样的状况，导致真正搞研究的没有地位，而不怎么搞研究，成天混迹于人际关系中的所谓“人才”却被供奉在“嘉宾”位置上。各种“计划”越多，这样的少数英雄多数狗熊的现象就越严重。如果真的是褒奖了少数真才实学的英雄，倒也不会引起这样那样的非议，关键是所谓的英雄多半都名不符实。有的甚至是靠走关系走出来的，却也仍然被捧到了“凯旋门”。最让笔者感到困惑的是，我们一边在学习贯彻群众路线，另一边却在否定群众路线，搞英雄主义。

用这样那样的计划来集中攻诺奖，这是一种极其功利主义的政策导向。科研工作者并不在意于获不获或获什么奖，而在意的是对真理的探究和对人类知识创新的真实贡献。我们一方面应该切实地将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在实处，让他们每个人都成为最受尊重的人，有社会地位的人，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政策导向，防止科研人员急功近利，要让他们真正地潜心于研究，成为专注于探索的集体。只要整个研究人员群体受到重视，使他们乐于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乐于长期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我们的科学家们一定能够为人类做出诺奖级的贡献。

总之，应该谨慎地通过所谓的刺激计划，激励少数英雄主义思想的膨胀，应该坚持科学研究领域的群众路线；同时，也要谨慎地采用政策导向，防止过分功利主义的科学研究价值取向。诺奖不仅计划不出来，而且计划对于推动科技发展反而可能弄巧成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