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 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　　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
　　国内学术圈的现实：残酷、无信、无情。
　　——浙江大学一名海归博士回国数月即跳楼自杀前的遗书
　　
　　一、问题的提出
　　
　　大学“去行政化”的命题，是因应大学“行政化”问题而提出的。这一问题早已在学界引起过讨论和媒体议论。随着2010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线交流、次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教授的回应，特别是2010年“两会”期间部分大学校长关于大学“行政化”暨“去行政化”的言论以及专家学者的回应与广大网友的热议，这一与中国的大学生态、大学发展与大学命运直接相关的现实问题，终于成为全国性的热点话题。大学以及大学问题之被广泛关注，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在转型期的中国，作为稀缺性的社会资源，大学以及大学的社会角色一向为社会所关注。
　　其次。因为体制使然，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大学主要是公立大学，即由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家财政拨款办大学，也就是用纳税人的钱办大学。因此，作为现代公民的纳税人，自然有理由关心这些花了纳税人的钱的大学的究竟。
　　再次，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千年科举传统的影响，无论城乡抑或贫富，不顾一切供孩子读书，让孩子读大学，这几乎是普天之下中国为人父母者的最大愿望。于是，大学以及大学问题自然就成为天下人共鸣与关注的兴奋点。
　　最后，最近十多年来大学负面新闻愈来愈多，出人意料，古怪离奇。于是，“大学，究竟怎么了?”也就不能不成为天下之问。
　　“大学问题”之成为问题，其实是转型期中国问题的缩影之一。造成“大学问题”的原因可谓错综复杂，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更有大学自身的内在原因。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规避问题，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找不到问题的症结。因此，首先要正视问题，其次要对症下药，最后要解决问题。
　　目前的“大学问题”，并非仅只“行政化”一端，但无疑这是当下后果最严重、从政界到学界最为关注的“大学问题”。
　　
　　二、官本位：大学“行政化”
　　
　　只要走进任何一所大学校园，根本不需要打听，举目而望，行政楼往往外表最气派，而且内部装修也往往最豪华。这再显然不过地证明：在大学，行政压倒学术，行政支配各类资源，学术已被放逐，而且原本是教授的专家学者大都对官位趋之若鹜，由此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大学“行政化”景观，即“官本位”。
　　已经有学者指出：大学本身不仅早已官场化，而且“甚至可以说，中国高校也是最大的官场”：据统计。目前我国有副省级城市15个，但副部级(副省级)的大学却有31所；全国地厅级城市不到300个，但厅级的大学却多达1000多所。因此，大学至少有62位副部长级高级干部，还有4000多位厅长级干部。“试想一下，我国各行各业，除了高等教育、大学之外，还有哪个行业部门，能拥有如此密集的官员特别是高行政级别的官员，并组成蔚为壮观的‘官场’?”据报道，武汉大学召开副处级以上干部会议，可容纳700多人的逸夫楼礼堂居然都坐不下，而“文革”前该大学副处级以上干部不过十多人。按照大学问题专家熊丙奇教授的分析，“985”高校的党政领导班子一般有领导13-15人，党政机构30个左右，机关工作人员四五百人(其中处级干部100多人)。此外，学校的院系也存在着党政领导多、管理机构多、管理人员多的情况。
　　“官本位”体现在大学等级、编制、机构设置上，完全按照政府机构设置而推行行政化模式。“不同级别的校长、党委书记配什么轿车、住多少平米的房子、乘飞机坐几等舱、出差住几星级宾馆等等都有差别”，高校内的学院、系、教研室分别享受厅(或处)、处(或科)、科级待遇。高校党政机关，除独有的教务处、学生处等机构外，各色党政机构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因此，原本是学术殿堂的大学已彻底异化为各色官员充斥其间的衙门。即使是一些原本纯正的学者，一旦成为院长、处长、书记，也变得一副官派、一嘴官腔，即官味十足起来。
　　“官本位”在高校最突出的表现是“官学不分”：一是教授官员化。目前大多数原本是专事教学科研的教授均有级别不一的行政职务，如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处长、副处长、所长、副所长等等。二是党务、行政、后勤等管理、服务部门的非教学科研人员(特别是处长以上的干部)，大都评上了教授、研究员等学术职称。三是高官挂职高校现象非常严重，如某些高官在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等知名高校兼任院长，在多所高校兼任教授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如此一来，上行下效，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大大小小的官员也纷纷效仿，到名牌大学做兼职教授和博导。
　　“官本位”使得在大学里教授缺席，哪怕是著名学者也被边缘化。九三学社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显示，62.6％的受访者认为，学术委员会只是装饰或者仅能对学校重大学术事务提供参考意见：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事实上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否定了老师和学术的主体地位，不仅使大学按照教学科研规律自主办学和管理创新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使真正追求教育工作和学术创新的人才在大学中不断边缘化。当前中国大学的许多问题都与之有着直接关联。
　　最能反映大学“官本位”的是中国有三十余所大学是所谓的“副部级”大学。著名高等教育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先生对此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蔡元培先生当年对旧北大的改造，根本之处就是破除其官场性质、官僚习气和读书做官的价值观，确立大学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机构的属性。“‘副部级’高校的做法强化了大学的行政化倾向和官本位价值，助长了高校领导干部在‘做官’上的攀比，在实践中已经产生明显的负面后果……这种制度与培养创造型人才、培养大师、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它再一次提示我们，我国教育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最大的差距不是技术、不是金钱、也不是人才，而是落后的制度。如果没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没有实现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国家花再多的钱，中国的公立大学也与‘世界一流’无缘”。甚至，“大学里一把手就是县太爷。今天的大学还会提跟国际接轨，国外哪来‘副部级大学’让你跟人家接轨去!”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南方科技大学(筹)校长朱清时教授指出：高校的管理体制不改，其他改革都是隔靴搔痒。大学的本质应该是崇尚真理，即“谁有真理谁就有发言权”，但现在一些大学行政化了，即“谁的权力大，谁就有发言权”，甚至是“权力通吃”。“在权力本位的引导下，大学里的人把精力放在追求权力和官位级别上去了，很少有人能长时间静下心来埋头苦干，搞学术研究。这些大学‘崇尚真理’的精神被淡化了”。比如，2009年教师节评出的100位“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奖人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到九成，还有人身兼几种职务。再如，2009年，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无怪乎公众质疑：官学如此亲昵下去，两院究竟是学术殿堂还是官家戏院?大学教师是教书育人还是追逐高官厚禄?既然权力与学术可以如此联姻，相互之间自然难免等价交换，以权换学或者以学兑权，如果大学教授都是官员或老板，清冷的学问还能有什么市场?”
　　正因为“行政化”导向，故大学愈来愈弥漫着衙门气。朱向东先生曾对大学的衙门气做过很好的归纳：第一，家长制、一言堂。“党务方面，书记说了算；行政方面，校长说了算。一把手一言九鼎，威风凛凛。昔日的教书匠，一旦当上书记、校长，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谦卑谨慎、民主作风不见了，平添了官老爷的霸气、匪气、癖气”。讲排场，摆阔气，公款吃喝、旅游等等消费，官场上有的，高校都有。第二，按权分配。高校津贴奖金由高到低按行政级别分配，校领导拿最高档次，教师按职称套相应的行政级别，而党政官员则没有工作量要求。难怪不光中国教师争相人仕，甚至就连外籍教师也向书记要官，原来当了官就可以旱涝保收。第三，近亲繁殖。提拔干部、进人方面往往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亲子关系占上风，“你提拔我，我维护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第四，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有些高校领导就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一样，把创收放在首位，不顾社会影响，不顾教育质量，大搞教育产业化，将圣洁的学术殿堂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场。第五，有的大学负责人为了政绩，盲目扩张，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有的为了获取上级好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大做表面文章。“高校是教育机构、高等学府，高校应该是培养高级人才的熔炉，学术自由、学术研究与交流的殿堂，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创新的基地，观念更新、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先锋。可是，我们一些高校与这一宗旨背道而驰”。教育部原副部长赵沁平2007年9月在一次演讲中也曾明确指出，大学的官本位倾向影响了学术的发展，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灯塔的作用就会逐步失去色彩。
　　
　　三、“大学最大的毒瘤”
　　
　　官本位取向一直侵蚀着大学，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已经危及大学的健康发展。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指出：“大学管理体制行政化首先抹杀了大学教授的主体性和大学本身的主体性。”大学本来是知识共同体、思想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是学术公民安居乐业的居所但“由于管理体制的行政化损害了大学的主体性，造成了中国大学及其教授们基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创发能力的萎缩”。教授们说话空间的大小与学校的行政级别成正比，课题确定又要投其所好，所以创发能力和热情苍白化。曾经做过多年高校教务处长的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说：“大学行政化倾向的本质影响是：大学的管理越来越像政府，大学的管理人员越来越像官员，大学的运行模式越来越像政府机构，进而不按照教育规律、人才成长和学术发展规律办事，用行政手段和思维来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比如。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越来越像GDP，如科研论文多少篇、科研经费多少万元、科研项目级别多高等，这与中央政府考核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考核基层政府的模式完全相同。从学校到教师，都要努力适应这种环境及管理模式，有时就会投机取巧，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曾多年担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的王义道教授指出：“我觉得现在高校里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行政权力远远大于学术权力。我管事的时候，要去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都非常困难，他们觉得干这种事情对学术会有妨碍。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学者都很愿意当官，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有自己的项目、经费、场地和人员。这种风气如果延续，学校将来就非常危险。”曾经担任南京大学校长的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教授于2007年12月4日下午做客新华网谈“教育公平和高校发展”时指出：大学是学术单位，不是一个政府部门的延伸；大学是一个学术团体，在学术团体里面，学术权利是基础性的，行政权力应该是为学术权利服务的。目前的高校行政权力太大，需要建立现代大学管理制度。
　　教授官员化的结果，导致角色混乱。从学者到官员，取向不同：学者奉行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在官场的权力逻辑是，“官高一级压死人”，所谓“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一旦从教授变身为院长、处长，即不能不身陷宦海沉浮的命运：文山会海，上传下达；送往迎来，吃吃喝喝。《山西晚报》曾刊载评论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官本位是大学的毒瘤。”
　　首先是使大学难以提供称职的师资。我们说，一个合格的大学，在软硬环境两个方面都要合格。这些年来，国家对大学的硬件建设方面投入很大，教学、生活、实验等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但在软件建设方面却做得很不够，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让大学教师将教学科研作为第一天职的制度环境。合格的大学教师，应该在德才学识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但在官本位的现状下，教授“官员化”，官员“教授化”，结果是很多教授根本不给学生上课。尽管大学一再扩招，但高校专职教师的比例却不断萎缩。教授给学生上课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现在却要由教育部专门下文规定加以约束，这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教授担任行政职务后，即是“双肩挑”人员，也就不再按教师进行考核了，由于担任处长、院长的行政职务，即使一节课不上，也不会影响其考评业绩。对于这些教授而言，上课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额外的工作。至于某些到高校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政府高官，尽管其名下有数人到十几人不等的博士生，但他们的行政工作本身就非常忙，疲于应付，平时几乎没时间到学校来，更不用说给学生讲课了。
　　现在的大学在评价一个学者时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现象：如果某一个教授的水平高，似乎就要提拔他担任院长、处长等行政职务，否则就好像不重视人才。这其实也是官本位意识在作祟。每个人的专长不同。专业成绩做得好的人未必适合做行政。特别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往往是个性的学问，正是因为学者有个性，特立独行，才可能做出真学问。然而，行政管理不同，行政人员如同机器上的螺丝钉，各就其位，而且等级森严，是不需要个性也容不得个性的差使(除非做到了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的位子)。让一个书生去做院长、处长，是否真的就是人尽其才?另一方面，在目前的大学文化生态下，如果某位教授专业上成就斐然而没有被授予一官半职，似乎也心理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加上现实的利益趋动，专职教师地位低下，因此不少教师往往不能安心于本职的教学科研工作。
　　这也正是官本位在高校的另一个危害，即严重败坏了大学风气。官学不分，造成了教育资源向官员严重倾斜，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而且也严重地败坏了高校的风气。以高官在大学兼职为例，即是大学秩序的扰乱。一般说来，大学的院长是“处级”，但某些级别很高的官员来到学校做了“院长”后，每到学校，往往是前呼后拥，奉若神明，把官场的习气带到了学术的象牙塔。国家严禁国家公务员在企事业单位和协会兼职，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反对和防范腐败，限制权钱交易。其实，国家公务员在高校兼任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职务，同样会滋生严重的学术腐败、权学交易。比如，他们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给高校做事，而高校又可以按教授之名名正言顺地给他们支付高额报酬，反过来又必然会造成资源分配的不合理倾斜。想想看：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怎么可能和本身是高官的“官员教授”竞争教学资源呢?高官到大学兼职，还带坏了学风与校风。这些“官员教授”自己并不写文章，但却经常会挂名发表各种论文，由此造成学术成果方面的弄虚作假。官员在高校兼职也给学生树立了“坏榜样”，认为学得好没用，只有跟对导师才有出路。结果很多学生报考研究生时，最感兴趣的不是老师的专业水平，而是老师的官职大小。
　　“官本位”也影响到了学生。不少大学生不是执著于专业学习，而是热衷于到团委、学生会等谋得“一官半职”。如果学生在这些组织是为同学服务，这不仅无可厚非，而且还应大力倡导，但在相当一些学生组织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官场上的不良风气，如拉帮结派、逢迎拍马、压制同学等等，令人忧心忡忡。“不可想象一个官本位的、功利化的大学，能够培养出温总理所说的具有‘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的学生……有些学生团体几乎成为‘官僚试验田’或‘微型名利场’”。
　　在官本位盛行的同时，学术风气更加败坏了。这就难怪有人说，这些年大学的钱越来越多，但真正的学者越来越少、学问越来越糟。也有人说，现在的大学唯独不像大学，而是像衙门、像公司、像养鸡场……这样一种状况对学生是非常不公平的。现在，一个学生上大学，国家固然投入很大，但家庭的负担也很重，有些贫困家庭甚至是倾家荡产、举债供子上学。这样的投入与学生们的收获预期却很不成比例。现在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究竟提供了哪些与大学名分相符的师资力量和学习资源呢?撇开经济上的投入不说。单是这么多精中选精、优中选优的青年才俊拿出四年宝贵的青春年华做代价，我们的大学有什么理由不提供给他们名副其实的优质师资和资源呢?
　　
　　四、“去行政化”：“贬低教育”还是“重铸大学”?
　　
　　针对“去行政化”，有几位著名大学的校长表达了不同意见。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提出：“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是个努力的方向，大学确实不应该有行政级别……但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行政级别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如果整个社会环境不变，又没有别的制度设计，单单把学校行政级别取消，学校与社会沟通对接怎么解决呢?如果官本位是前提，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这被人归纳为“贬低教育”论。与纪校长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教授等。
　　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的观点，受到包括另一些同样是著名大学的校长在内的专家学者的商榷，并遭到不少网友的尖锐批评。更有网友针对2009年3月2日纪宝成校长与《新京报》记者对话时表白“我们人大、北大这种学校在乎这个副部级吗”的言论以及稍后纪校长在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讨伐大学行政化、倡议“教授治学，还学术权力以学术”的观点，有针对性地指出纪校长“是一个前后不一、非常矛盾的校长。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说说可以，如果真要取消，那还是不行!”这篇措辞激烈的博文，可谓再典型不过的“恨铁不成钢”，也可以说是苦口之良药、逆耳之忠言：
　　连原来那么强烈要求取消高校行政化的纪宝成校长现在都改变腔调了，至于其他的高校校长，其他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会极力维护高校行政化。如北大校长周其凤坦承一旦取消了校长的行政级别，他们就会面临这样的恶劣待遇：开会坐在最后，某些文件也看不到了，跟党委的关系也不好处了。还有句话他没说。就是飞机坐不了头等舱，小轿车也不好配备了。周校长是个坦率人，他的话就很直白地道出了取消高校行政化对校长们的影响……
　　不难看出，纪宝成校长所困者，乃地位名节是也；所忧者，乃房车之供也；所虑者，乃陈腐的江湖旧秩序也；所患者，乃削藩不公也。纪宝成校长的话自有他的道理。如今，我们的纪校长即将退居二线，届时即使不能像行政官员一样高调半级至享受正部级待遇，我们知道，以现在的副部级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也还是地位名节、房车之供无碍。基于此，我们的纪校长不得不在现实面前改变腔调，或许是无奈吧，其实呢，他的骨子里还是一种官本位意识。当然，纪宝成校长附带也忧着他的高校，纪校长担心大学在失去行政级别后被人贬低，被社会贬低。更担忧自己的牛校一旦没有了副部级，就与那些没有了副厅级(这是中国眼下大学行政级别的最低，专属专科学校)的二流三流乃至不入俗的大学一样了，落地的凤凰不如鸡啊，哪还有什么优越性可言。养尊处优惯了，我们的一些高级别的高校校长和他们的学校如果突然失去了一下子怎么承受的了呢?反对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说穿了，是一些校长为个人私利记。是为小圈子小范围的利益记，而不是为整个高校的发展计。他们一直以来就是高校行政化就是教育行政化的既得利益者，或者说是特权、利益最大化的拥有者，他们自是力挺，对于高校行政化、教育行政化的弊端，他们当然可以忽略。
　　纪宝成教授在现实面前终于改口了，其实这才是他的真心话。一个堂堂一流大学的校长，一个高级别(不是专业技术一级，也是专业技术二级)的教授，一个著名经济学家、文化学者(国学专家)和知名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在临退职之时念念不忘的还是待遇、地位，还是行政化下的个人名利，计利，当计天下利，而德高望重的人大校长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还有多少人能够做的到啊?……
　　我记得民国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大学，好像还没有行政级别。如果国立大学有的话，那么私立大学肯定是没有的。但好像没有谁因此而看不起他们的校长们。比如辅仁大学的陈垣，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抗战期间，在陪都重庆，两个政府部长，一个共产党的周恩来，一个国民党的张道藩，在大庭广众之下，给校长张伯苓抬轿子，当时传为佳话。当时的大学校长可以靠办教育办的好。赢得社会的尊重，为什么我们现在就不行?世界上那么多大学，那么多著名的大学，它们的校长，都没有行政级别，难道人们就因为看不起他们了吗?包括中国人在内，一提起哈佛、耶鲁大学的校长，还不是照样肃然起敬吗?……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们的大学最牛不是教授，而是“长”，如果当了教授，就一定得当个“长”。“长”可以决定教授的命运，教授却不能影响“长”的仕途。有了“长”，学术就迅速见“长”；只有教授，水平可能就愈教愈“瘦”。行政化之弊，已经到了该正视的时候了!……
　　高校行政化是高校教育健康发展的绊脚石，如果不取消，我们的高校就会堕入“官本位”的泥淖，陷入功利化的泥淖。大学不是大师之大，文化之深，而是大官之大，特权之多，如果这样，多么可怕啊!现在我们的大学不是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吗?行政化是高校之害，也是我们整个的教育之害，不彻底去除，我们的高校，我们的教育就不能健康发展!
　　我们的高校校长们，我们本该德高望重的大师们，你们别为反对取消高校的行政化找借口了，明智的做法是，做与时俱进的改革者，为高校教育为我们整个教育的发展仗义执言并尽心尽力，忍痛放弃个人特权和利益拯救我们的教育，成就我们的教育，这样，你们才是教育的大功臣，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否则，留下的将是千古骂名!如果这样，你们的良心又将在哪里安放呢?
　　道理也许并不复杂。这就像许章润教授所指出的：“大学就是大学，没有什么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现代社会有三大支柱，即精神信仰(在西方表现为教堂)、公民社会(强调公民自律的精神)、大学。“在非宗教国家，大学实际是精神堡垒，它彰显着与世俗权力相对应的精神威力。一旦把它纳入行政体制，精神的力量无从谈起。大学就是大学，没有什么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因此，应该让大学成为大学，即知识创造的中心、思想激荡的圣地、自由精神的堡垒。
　　
　　五、用大学的逻辑办大学
　　
　　“我们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其中第一大问题就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这是温家宝总理2010年2月27日在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的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一句话。
　　第二天，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具体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我们想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袁部长还透露说，其实温总理的这个教育思想在很多次座谈会上都反复强调了。袁部长指出：大学行政化管理倾向有两个问题，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二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今后要强调转变政府的职能，明确政府管理的权限和职责，要改变目前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模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对学校来说，行政管理是必要的，但不必要的干预是不必要的。同时，要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科研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还要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鼓励和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让更多的社会人士参与学校的决策咨询，帮助学校更好地依法面向社会自主办学。
　　“高校行政化是官本位的产物，不去行政化，高校寸步难行”。参与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透露说，在送达国务院之前，他作为高校代表参与讨论教育部《纲要》讨论会，“大家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不同意见，但唯独对高校去行政化，各位专家的观点是惊人的一致——必须去除!”“现在大量高校都在争取副部级待遇，这是官本位的源头，只有将学校级别取消了，大学去行政化才可能实现……教育领域‘去行政化’不能再等待了，有些校长的思想其实是屁股决定脑袋，把个人得失看得太重”。汪玉凯教授说：“大学行政化的严重后果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官本位渗透下，大学神圣殿堂成了教育扭曲的产物。”
　　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基本思路，江苏大学教授王长乐先生有相当专业的系统思考，并且切实可行：
　　“去行政化”的前提是国家级决策者们对大学本质认识的改变。“去行政化”活动不仅是对现行大学制度的更新和超越。而且是对新的、体现大学本质和宗旨的大学制度的建立……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完成大学制度的“去行政化”，则必须得到国家高层的理解和支持，并由他们中的“卡理斯玛”式人物主导来完成……
　　“去行政化”的关键是国家的高教决策层对大学中党政关系本质理解的改变……大学中的行政化现象，不仅与大学的行政管理制度有关系，而且也与大学中的党委领导体制有关系，由于大学校长是在党委领导下工作的，如果不涉及党委领导体制的改革问题，极可能是治标不治本，行政化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对大学中党政关系的重新理解，是大学“去行政化”的关键。否则，任何“去行政化”的设想，都可能只是一种空想。
　　“去行政化”的基础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大学中的“去行政化”活动必须以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为基础。否则。打破了旧的制度，却没有新的制度予以补充，大学的活动将失去制度的基础……
　　“去行政化”的突破口是对大学校长实行教授委员会选举或公开选聘……要“去行政化”，就应该改目前的由“上级”委派大学校长为由大学中的教授委员会公开选举或由教授委员会公开聘任大学校长，变以往的大学校长只对上负责为既对上负责又对下负责，变以往的注重追求政绩为追求教育本质和宗旨，追求大学的品格和精神……
　　这正是我国大学目前面临的困境：不变革，大学将面临深刻的危机，遭受社会严厉的批评和诟病；要变革，我们却往往缺乏决心和勇气

，不敢打破既有的权力和利益格局，使改革失去合适的机会。所以，社会的大学“去行政化”诉求，正在考验决策者们的智慧和勇气。
　　早在2007年3月，《新京报》曾推出“如何根治大学管理过度行政化倾向”的调查。调查显示，35.29％的接受调查者认为要改变大学校长的任命机制，强化大学自治；26.85％的接受调查者认为要排除科研项目申报中的行政因素，尊重学术独立；25.32％的接受调查者认为要强调学术自由，营造尊重学术的氛围；还有9.72％的接受调查者认为要大力发展私立大学，以竞争促改革。可见，对于大学自治、学术自治，已是社会的基本共识。
　　更重要的是，一些有识之士也已开始行动。在2009年3月8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即在大会上发言建议，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在邵鸿看来，由于政府行政干预日益强化，大学越来越像行政单位而非独立的教学科研机构，高校办学自主权不断受到挤压。近年来，不少大学先后成为“副部级大学”，其党委书记和校长成为副部长级干部。这一做法客观上都强化了高校的官本位意识，严重制约了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公立大学的主要领导应由政府任免，但主要应从学者中产生，以保障大学的学术地位。近年来，随着大学行政级别的强化，行政官员担任高校领导的现象明显增多，使大学行政化格局更为严重”。邵鸿说，大学内部高度行政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因此，应尽快落实《高教法》，切实保障大学自主权，淡化行政权力对高等院校的约束和干预。同时，应该明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民主遴选大学校长。要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使其回归学术本位。
　　在刚刚结束的2010年全国政协会议上，九三学社提交了《关于去除行政化。治理大学腐败的提案》中明确提出：“大学的腐败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大学腐败严重危害教育形象，败坏民族良知，污染社会环境，而滋生大学腐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学体制的行政化。”因此，九三学社中央呼吁，国家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建章立制，不给大学腐败留有滋生的土壤。“解决我国大学腐败的关键就是去除高等教育系统的行政化”。对此，九三学社呼吁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大学腐败的治理，坚决查办违法违纪案件，尤其是对各类学术腐败案件，教育主管部门要态度坚决、及时督办，消除学校内部的包庇、袒护；严格落实有关规章制度，加强高校领导班子的监督和党风廉政建设，健全高校领导班子的民主决策机制，规范决策程序，防止个人独断专行。要改变大学行政权力至上、学术权力微弱的现状；大学要真正回归教书育人的宗旨，形成尊重教师与学术、行政为教育科研服务的风气和环境；要取消实际存在的大学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要改革大学教师的绩效评价机制，清除学术腐败产生的诱因。
　　2009年12月24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深圳接受凤凰网与正义网联合访谈，在描绘未来十年中国大学的理想版图时朱校长认为，未来十年应该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十年，去除行政化、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是中国大学的必由之路：
　　大学按照学术机构来办，让大学营造一个气氛，就是学术至上。教授最了解学术他们代表了学术的方向，所以要让教授的意志成为学校发展的主导。行政干部作为管理人员为教授服务，他们要是社会的精英，要有很好的待遇，但他们的职责是按照规范制度，把学校运转好，不是只指挥教授。教授要讨论什么问题，管理人员坐在一边，教授有问题了他们提供参考，然后帮着找解决办法。营造出这种气氛，大家一心就追求学术领先与学术卓越，从而摆脱现在大学都追求、崇尚权力的现象。
　　我理想的学校以后开会应该是这样：主讲人是最有活力、干得最出色的年轻人；老专家、像我这样的老院士，坐在底下听，给他们服务、帮他们组织，我们不直接讲话的，话语权让给最有创造力、最出色的年轻人。从而让整个学校有氛围去崇拜学术卓越而不是崇拜地位或权力。
　　因此，“知”，姑且不易；“行”，则更难，但总得迈出这一步。
　　第一，有条件的大学和校长不妨率先“闯关”。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的话说“校长反大学行政化，不能只在论坛上”。
　　第二，从教育部直属大学试点。这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先生的观点。其道理就在于，教育部直属高校被认为是行政化问题最严重的领域。作为取消行政级别的试点，可先从降低副部级高校的级别回归到正厅级起，为进一步推进所有高校均取消行政级别扫除思想阻力。拿教育部直属高校试点，可以起到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示范作用。取消直属高校的行政级别，不再向直属高校派干部之后，教育部可监督学校依法办学。从教育部的职责看，调整与直属高校的关系也是改革使然。
　　第三，尽管从根本上改变高校“官本位”现象很难一步到位，尚须有赖于政治、文化和教育体制的深入改革，但就目前而言，高校“去行政化”关键是“去官本位”。以下三点可为当务之急：一是在高校内部实现政(行政)教(教学科研)分离制，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以上党政领导专职化，一心一意做大学的校务、党务，在任期间不再做教授，不再承担教学工作和科研任务，也不担任研究生导师。对于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教授，以人为本，改变目前的数量化考核办法，尊重学者，尊重学术。我相信，如果一个大学的专职教师比例达到教职工总数的60％—80％，那么中国的大学的教学科研的格局必然焕然一新。二是党中央、国务院明文禁止国家公务员在大学兼职。现任高级官员应该起到表率作用，立即、主动辞去在大学的兼任院长、博士或硕士研究生导师。如果某位公务员实在对专业过于热爱，那么不妨趁机脱离现在的公职岗位而到大学执教。或者，退休以后再到大学，发挥余热，亦未尝不可。三是要去掉大学权力本位，让大学回归大学，即让高校成为追求学问和真理的净土。如同朱清时校长的主张，行政人员还原其本来定位，即为学校、教授服务。这些管理人员待遇可以很高，但不会让他们有官员的地位，更没有官员的权力。南方科技大学将没有任何行政级别，今后要凭教学科研中的成就赢得社会的尊重。这是一种相当值得期待的现代大学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