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17日，各路媒体上最抢眼的新闻就是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被捕了，几家大型新闻门户网站当天还公布了马加爵写给叔婶的一封家信。原件共4页，他在信中追忆了自己童年的一些生活细节，使人们看到了一位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苦闷的内心，令人感慨万千。但在感慨之后，我突然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现在有没有权利来读这封信，或者说媒体现在公布他的信件是否妥当？

　 媒体给这则消息所加的标题是：马加爵写下“绝命书”：回忆童年，并无悔意。首先，我个人认为这个标题本身就很值得推敲，马加爵现在虽然落网了，但他是否会被处以极刑，目前还是个未知数，最后定案还有待法律裁决。在这个时候公布他的一封书信，并称之为“绝命书”，明显是在向社会公众暗示马加爵必死无疑，这不是一种典型的、明显越位的“媒体裁判”吗？此外我还认为，说“回忆童年”是对的，但“并无悔意”就值得琢磨了。从现在起，马加爵作为犯罪嫌疑人才刚刚开始进入刑事诉讼的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在这个时候，让他表达悔意，是否有暗示他必须“自证其罪”的舆论诱导呢？

　 应该说，上述两种暗示不论出发点怎样，不管效果如何，可以说都是不合适的。前一种针对社会的暗示，已经以“绝命”作了宣判，那么以后的司法审判必然受其牵制，马加爵除了领受极刑之外，再无其他可能———因为，目前的社会公众很难接受一个和舆论倾向稍有不同的审判结果，法院多半只能按照舆论的走向判案。

　 在现代社会，能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检验刑事诉讼法是否民主、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国际人权公约》中还特别规定了“任何人不得自证其罪”，虽然这一点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犯罪嫌疑人“有义务如实陈述”很不一致，但是，“有权保持沉默”、提倡“无罪推定”、“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问题”等等许多与国际社会相衔接的司法理念，也正在逐步进入各地司法实践中，“坦白从宽”不就已经悄然退位了吗？但是，目前这些实践的阻力还非常大，遇到许多案件，强调快审速判的多，预设审判结果（预断）的多。在这种情况下，惩治犯罪注重了“效率”，但没有兼顾“公正”，犯罪嫌疑人拥有的许多正当权益在这个时候也往往被剥夺，独立的公正审判，在舆论压力和其他各方压力下也容易走过场。有人说：“尽管有时对于公正要求得过于苛刻，效率必然上不去，为了效率，难免牺牲公正，但不能牺牲太大。公正是司法的生命线。”此话值得大家共同反思。

　 马加爵写给叔婶的信，应该是私人信件；作为犯罪嫌疑人，马加爵这封信件必须接受审查，如果司法机关确认信中没有谋划串供的言辞，这封信就应该送达收信人，媒体要公布这封信件，也必须经过马加爵或其亲属的同意与授权，否则就会侵犯他的通信权和隐私权———目前，还没有哪家法院宣布剥夺他的政治权利，其公民权依然受到法律保护。“绝命书”是怎么得到的？是经过了谁的授权？媒体未做报道，想必记者在“采访”整理的过程中，还并没有意识到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媒体没有尊重疑犯权益的意识，恰好也表明了整个社会目前还没有形成尊重疑犯权益的普遍自觉性。但是，这正是我们必须尽快补上的一门大课。

　 （康劲）

    http://zqb.cyol.com/gb/zqb/2004-03/19/content_83999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