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和北大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双子星”，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梅贻琦之于清华，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他们塑造了各自大学的独特品质和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只知蔡元培，而不识梅贻琦。借“重建大学精神”讨论之机，记者采访了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先生，了解到清华的教育精神和梅贻琦的治校之道。
　　《经济观察报》：人们经常引用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出自梅贻琦先生。您能谈谈这番话的背景和当时针对的问题吗？
　　黄延复：梅贻琦于1931年12月到职视事。到职当天，他召开全校大会，发表就职演说。当时的原话是，“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清华于1925年设立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聘请了当时国内外名望甚高的师资以应时需，如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国文系的朱自清，外文系的吴宓，物理系的叶企孙，哲学系的金岳霖。1928年改成完全大学以后，罗家伦先生派来任校长，也请了不少名家，如国文系的杨振声、刘文典、俞平伯，物理系的吴有训、萨本栋，历史系的蒋廷黻，地学系的翁文灏等。尽管如此，当时高质量的师资队伍仍显不足。梅贻琦接任校长后，这一问题也突出地摆在面前。特别是当时计划在清华创办工学院，这几乎是从零开始。于是梅校长提出了他的“大师论”。在我看来，梅校长所说的“大师”，其实是泛指“名师”，是在业务上和思想上都能引导学子“从游”的教师。
　　《经济观察报》：在当时的大学里，校长和教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黄延复：就梅先生办校的理念而言，他始终采取“无为而治”、“吾从众”的谦逊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学校应该由懂教育、负责任的教授们共同治理。梅把自己比作京戏舞台上的“王帽”那类角色：他“每逢出场总是王冠整齐，仪仗森严，文武将官前呼后拥，像煞有介事。但会看戏的，决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因为好戏并不要他唱，只是由于他的命运好，搭在一个好的班子里，当观众为这台戏鼓掌叫好的时候，他也感到＇与有荣焉＇而已。”
　　早在20世纪初，蔡元培出掌北大时就已奠定了“教授治校”的基础。清华早期办学时也有类似萌芽。梅贻琦任校长后，无视自身权益必然受到削减这一事实，完全接受了“教授治校”的方针，并全力加以扶植。
　　具体说来，教授治校的组织基础是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委员会同时存在。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而评议会是这个体制的核心，是校内最高的决策、立法和审议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互选之评议员若干人组成。各院院长都由教授会从教授中推荐，教务长习惯上也由教授中聘任。
　　这样一来，评议会实际上就是教授会的常设机构，教授治校的作用就通过评议会的职能而体现出来。由校长主持并有教务长、各学院院长参加的校务会议是行政的审议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议决一切通常的校务行政事宜，协调各学院、学系之间的问题等。
　　《经济观察报》：从当前现实来看，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值得借鉴之处？
　　黄延复：梅贻琦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是以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和而成的体系。他认为，大学Ｇｒｅａ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教育，归根结底应是《大学》里所指出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通才教育就是在大学本科阶段给学子们以“通识”（知类通达）的训练，非如此，便不能完成“亲民”（化民易俗，表率社会）大业。所以他认为，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的应该是“通才”，而不是“专才”。
　　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西方叫Ｃｏｍｍ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或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简要说来，这种思想主张一个大学生，在大约四年的本科阶段，不应过早地追求专门的知识（专识），而应首先进行“知类通达”的“通识”教育。在课程设置上，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份量是属于普通教育的。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应有一定程度上的融会贯通。
　　1941年4月，梅贻琦借清华纪念建校30周年举行学术讨论会的机会，与潘光旦先生合作发表了《大学一解》一文，他说：“大学期内，通专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亲民之效。”这话放到今天来看，依然极有现实意义。
( 本报记者 黄锫坚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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