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讯编者按：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的如下言行，大陆不知还要进化多少年，才会有大学校长学这模样：
“大学校长除了是一个职衔，就是大学一分子。以前校长是领导、是家长，什么都由他处理，但现在不是，现在应该一齐走。做校长的，要听意见，争取认同。”
访问期间，听徐立之重复最多的词语是「沟通」、「加强沟通」：与学生沟通、与教职员沟通、与商界沟通、与传媒沟通、与社会沟通，还要与珠三角沟通。三个月前，他特别新聘一个新的传讯总监，锐意加强校内沟通；做了校长一年，每个院系也亲自到访过最少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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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星期二，下午三时半，八号风球高悬，我撑着雨伞到达香港大学纽鲁诗楼十楼校长室，第一次面对面接触港大校长徐立之。他应我要求，没有因台风取消访问，但当被问及做校长得失，却笑着「诉苦」：「我的时间不是我安排，约了访问就不可以取消。」第一印象，他会轻松讲笑话，不难相处。
谈了两个多小时，他最少每十分钟就会有一两句话引我发笑。狂风暴雨不时拍打窗门，呼呼声清晰传入耳朵，但校长室气氛轻松自在。
回到报馆，仔细翻听访问录音带，愈听愈觉得徐立之像透一个人：刚上任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
开玩笑？两个人一个胖一个瘦；一个是钻石山木屋区苦学成才科学家，一个是含着银匙出生直上云霄生意人，骤眼看南辕北辙挂不上。但容我斗胆讲一句，这两个上海人部份基因似得不能再似。记者：李慧玲
上海出生、香港长大，然后在加拿大闯出名堂的徐立之，去年九月回归香港，出任香港大学校长，接替因锺庭耀事件下台的郑耀宗。当时，港大这间百年老店，正经历前所未有的风雨飘摇。情况与临危受命、接替梁锦松做财政司司长的唐英年，不谋而合。
但徐立之与唐英年相似之处，岂只这些。
徐立之对自己作为港大校长的定位，谦卑得不能再谦卑：「大学校长除了是一个职衔，就是大学一分子。以前校长是领导、是家长，什么都由他处理，但现在不是，现在应该一齐走。做校长的，要听意见，争取认同。」
这番说话，何其耳熟。几个星期前，刚上任的唐英年便说过，不是他领导香港解决财政赤字，他会与市民一起想方设法解决财赤。
重视沟通
徐立之强调自己「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校长」。必须承认，他和唐英年都没有君临天下的气派。他们不是一站出来就压住场面的领导，教人屏息仰望。但跟他们同场，没有压力，蛮舒服。
访问期间，听徐立之重复最多的词语是「沟通」、「加强沟通」：与学生沟通、与教职员沟通、与商界沟通、与传媒沟通、与社会沟通，还要与珠三角沟通。三个月前，他特别新聘一个新的传讯总监，锐意加强校内沟通；做了校长一年，每个院系也亲自到访过最少两次。
他也落力在港大推销这一套。未来一年，他会安排学生到珠三角实习联络，也鼓励教授与当地合作做研究。稍后，又准备向教职员提供面对传媒技巧培训，为教职员打开走向社会的大门。
「大家要知道社会需要，也要打开自己让人知道。港大学术地位好高，但却没有向社会充分交代……可口可乐品牌最大，为什么还做广告？就是要make sure人家知道他们的好。」
徐立之重视沟通也擅长沟通。用徐自己的话，他的优点是肯听，也肯讲；我现场还感受到的，是他愿意迁就。食饭是一个例子。
入乡随俗
是他主动提起香港食饭文化。我问他回港一年，觉得港、加有何分别？他答：「食饭文化，香港跟西方很不一样。」
「外国，食饭是好好享受的时候，不是去工作，不是后面跟着一件事情。我叫你食饭就是去食饭，不是有什么事情，不是要谈什么或者讨论某个project。在外国，今晚大家食饭，讲明不会说公事，『边个在台面讲公事，唔该你走』。」
「但这里好多（公事饭局），工作与食饭『捞埋』，联络感情一定要食饭。社交场合认识了，握握手，讲两句，要讨论什么就吃饭，不是在办公室谈。上办公室拜会，只是礼貌。」
一个多星期前，徐立之还见识到香港人另一门食饭的学问。他在食肆食饭，结帐时才知道某商人早已替他付帐。他自言事后「好惊」，回到大学时马上问同事有没有利益冲突。
徐立之不喜欢食饭谈公事，但入乡随俗，他选择融入。「我现在已经视食饭是工作之一，介绍大学……」
问他会不会主动约人食饭，他更俏皮地说：「会的，会的，就看他会不会跟我食。」校长官邸没有厨师，他请客一般在柏立基学院的厨房「叫外卖」，主菜是永□的蒸鱼——对他来说，重点已经不是食。但他体贴太太，不会要她陪伴这些公事饭局，宁愿饭桌上少了女主人。
近期和徐立之吃饭多数是「过去曾经对大学有帮助的人」；未来吃饭对象，则对准他的筹款目标。徐立之与唐英年的另一个共通点是，他们正为钱烦恼，解决财赤。
筹款之道
唐英年出名朋友多，一呼百诺，而徐立之要人拔刀相助的筹款能力，也一如他在遗传基因的学术成就一样，在加拿大学界都是有名的。善于筹款，甚至为他带来勋章。
徐立之自觉筹款最煌煌一役，发生在四、五年前。当时加拿大全国遗传学科学家联手向联邦政府争取拨款，徐立之被选为主席。经过两年努力，终于成功争取加拿大政府拨款五亿加币。他教路，筹款要三路进攻：先头部队要人面广，物色筹款对象；然后，由推销员诱发筹款对象的捐款意愿；实力派压轴，人家最后是否捐款就视乎实力派能否提出具价值的捐款项目。
他在加拿大，作为实验室主管，是筹款过程的实力派。他的筹款心得是：「最重要写一份动听的研究计划（给筹款对象）。深入，但又不可以讲得太多，否则人家照抄可也，但要足够地动听。」
新招应变
徐立之脑海不乏「美妙」回忆：「有一日，实验室突然有人打电话来，说要支持遗传研究。我马上结领带，披件面衫去跟他介绍，结果筹了二百万加币。这次筹款筹得最容易。」想当年，主唱《铁达尼号》主题曲的大歌星Celine Dion、总理夫人都主动联络他们，要帮忙筹款……俱往矣。在香港，他暂时未遇到这些好日子。
为什么香港的大学不容易筹款？徐立之冲口而出：「这个问题你去问胡应湘。」胡应湘一向有捐款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徐说：「香港人不是没有钱，但觉得大学应该由政府负责，又或者觉得大学太浪费……」他形容香港的筹款属赈灾式：「台风过，即刻掏荷包，好似SARS。」
访问前，有人跟我说徐立之很闷。但他批评政府教育削减经费会说：「大学不是餐馆，今日关门，明日开门。好的教授请不回来了！」谈论香港机构太多文书往来又会说：「部门与部门的note讲唔到的。」诸如此类，都引人莞尔。不，他不闷，他只是没有令人眼前一亮，讲一声：「哗！」正如他形容自己：「思想可以创新，但做事要谨慎……」。或者，这己经是香港的宿命，极度繁华之后，舞台上没有明星，实务派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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