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与我曾有一“过节”，但我仍然要为其新著《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年8月版）说几句话。

1、我与张耀杰的“过节”

两年前的“朱（健国）鄢（烈山）新犬儒论战”，张耀杰认同“鄢论”，指责我是“鲁迅腔调”。当时本拟写一文，请教张耀杰，但转念一想，“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吾理应以共生规则兼容之，宽容之。

果然，共生之道总会有收获的。两年后的今朝，素无交往的张耀杰突然来信约稿，又寄赠新著，礼尚师友，恳请批评。这让人想到“两军在停战中往来的美谭，战后相爱的至情”，动情良久——也许张耀杰依然坚持两年前对我的误解，但他似乎相信我是一个“言必行”的共生主义者，相信我不会像有些人那样，一面高唱胡适，一面以种种伎俩在一方领地实行“逆我者亡”，因人废言，党同伐异，以禁止、限制“论敌”自由发表言论为乐事。张耀杰此举，表明他不仅有“新文化运动路线图”之独特学术研究，且知行合一，已有跳出鲁迅、胡适之争，向蔡元培“兼容并包”共生路径回归。时下有一不良倾向，在文化界以鲁迅、胡适划分水火不容的两个阵线，或扬胡贬鲁，或颂鲁抑胡。其实，胡、鲁皆有偏颇，真正值得回归追随的，是兼容鲁迅、胡适的教育大师蔡元培。

2、我看“蔡元培悖论”

考之张耀杰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下简称《路线图》），最让我亮眼的，就是“蔡元培悖论”。

我之“蔡元培悖论”，首先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批“新青年”中坚，说到底，都是蔡元培帐下的“新文化党”，但最终又都一个个叛离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论：陈独秀、鲁迅的激进不必说，即便晚年觉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胡适，也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共生之道相距甚远。

人所共知，蔡元培因有前清进士、光复会组织者、同盟会参与者、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两度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古今中外阅历，形成“兼容并包”之共生思想，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北京大学的掌舵者，无论是其任北大校长时，还是在上海组建中央研究院，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皆一以贯之地主张“兼容并包”之共生大道——“兼容并包”是比容忍更加圆通高远的共生境界。

谁也没料到，蔡元培催生“新文化党”的实际结果，却使中国社会出现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不宽容的“主旋律”。诚如《路线图》序言所论：“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种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适身上。”“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人有理。这条‘不宽容’的逻辑一路下行，必然付诸‘不宽容’的行动。”

这似乎表明“蔡元培悖论”的悲剧——“兼容并包”之共生种子，并不一定能结出“兼容并包”之共生果。

3、重新反思新文化运动

“兼容并包”思想为何不可传递不可再生？蔡元培可能始料未及。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当天就到前门外中西旅馆拜访陈独秀，邀请他出任文科学长。接着通过陈独秀引来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通过鲁迅请来周作人，在力聘新学名流的同时，也兼容辜鸿铭等遗老宿儒。此举，一则是“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二则可能是想向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新文化运动主将示范“兼容并包”之共生理想。

惜乎这一示范毫无效果。

首先看陈独秀。

陈独秀早在1904年组织暗杀团时，就因借蔡元培负责的爱国女校设立上海分部而与蔡元培订交，对蔡元培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并非是在1917年1月到北大时才开始感觉。然而陈独秀自小是个“不羁之人”，一生坚持爱走极端勇于激进，不给反对派言论自由。虽然晚年有所反思，但并未能悟道“兼容并包”的妙处。且还曾与昔日的师友蔡元培、胡适等人撕破脸，将把蔡元培说成是“罪大恶极”，“要像防止鼠疫、霍乱一样，防止蔡元培等人的错误思想。”

再看胡适。

胡适自从1917年1月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引出陈独秀更激烈也更极端的《文学革命论》，一直坚持让白话文一统天下，丝毫没有古文白话共生兼容的观念。1917年9月胡适正式到北大，与蔡元培朝夕相处，仍是“不作古文，专用白话作文”，只“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天天远离“兼容并包”。

由陈独秀一人主编的《新青年》和由胡适等6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新青年》，区别只是由一人主编的“安徽人为主体的地方性刊物的格局”，变而为由北京大学的6位教授轮流编辑的全国性的同人刊物，开启了以普及推广白话文写作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其思想方式却是恰恰与蔡元培“兼容并包”共生路径背道而驰。胡适后来与陈源、徐志摩等人组合的“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视鲁迅、周作人等人水火不容，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责任绝非仅在鲁迅、周作人一方。

文化保守派诉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虽有所激烈，但大体是事实。以“打倒孔家店”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从始到终，皆是违背“兼容并包”的。即使是以“德先生”、“赛先生”的名义剿灭一切旧观念，也是破坏“兼容并包”的。历史证明，就是民主与科学，也不能取代自然规律，仅仅有民主与科学，这世界也会混乱不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自然的共生规律将检验一切学说的真伪。

至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蔡元培悖论”的另一角度——也许“兼容并包”的结果必然是各行其是——如果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导致人人都像蔡元培一样“兼容并包”，岂不是万人一面，千篇一律？人人都是宽容的老好人，这样的世界是否有些单调？

“一娘养九子，九子九个样”，“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这是大自然的百花齐放规则。我们无权要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都与蔡元培一样，也无权要求鲁迅效法胡适，永远与“体制内”和谐，我们只能希望他们每人在保持自己特色时，明确一条共生底线——无论你的对手有多少毛病，你都要允许其有存在的权力，有自由言论的权利。这世界没有敌人，只有病人；这世界需要争鸣批评，但要杜绝报复。远离“敌人”与“复仇”两种谬论，你就可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种思维不只是宽容，而是共生的境界——宽容往往是建立在自己绝对正确的基础上去怜悯别人，而共生，则是对自己也时时保持一份疑惑，保持一种对既怀疑一切又尊重一切的怀疑。谁是谁非，不是当事者所能钦定的，只有时间和历史才能检验！在历史的检验尚未到来时，还是在允许对方共生的前提下发展自己吧。

蔡元培当年的“兼容并包”，也许只是停留在宽容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共生大道？

值此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即将到来时，张耀杰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细致钩沉史料，为我们重新反思新文化运动、反思“蔡元培悖论”，提供了可贵的文本依据和共生思路。

2007年 10 月1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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