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不满，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一怒之下宣布暂停招收硕士研究生。此举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见诸媒体的评论普遍对贺教授“不与体制合作”的态度表示赞赏，并期待更多的教授不再做“沉默的羔羊”，站起来推动这种“不合作”启蒙，给现行教育体制以持续的冲击。　

　 先有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愤然离开，现在有北大教授贺卫方毅然停招研究生，这两件事的矛头指向了同一个地方———研究生招考制度。作为一名研究生公共课教师，请恕我不能用“高贵”来赞扬他们“不与体制合作”的态度，更无法因为接连有名教授“不与体制合作”而感到欣喜。相反的，我感到的是一丝忧虑。　

　 现行的研究生招生制度弊病丛生，人所共知。可是，采取“不与体制合作”的方式，愤然离去或者罢招，其结果又当如何呢？你走了，想来的人多的是，清华不愁没有名教授；你不招研究生了，想招的人也多的很，少一个贺卫方做研究生导师于北大毫发无损。而研究生招考体制，显然不会因为一两个名教授的“不合作”而有任何改变。　

　 不合作，看上去是一种抗争或者超脱，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逃避———逃避现行研究生招考体制的同时，也逃避了作为一名教授的责任。教授，尤其是名教授，是教师队伍中的精英分子。教授这个最高职称意味着，它应该承担更多的教书育人之责。名教授固然可以埋怨体制误人，可是干脆撂挑子，甩手不干，与其说是抛弃了体制，不如说是抛弃了学生。遭受损失的是学生而不是体制，这恐怕很难说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其实，现行的研究生招生体制尽管存在很多弊端，但是至少目前，我们还找不到一种更加公平合理的体制来代替它，包括这些“不与体制合作”的名教授，也拿不出更为可行、弊端更少的办法来。这至少说明，改革和完善研究生招考制度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多方面（包括名教授们）共同努力。在我看来，一个人成长为名教授，原本就是体制内的人，面对不合理的体制，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想办法改变它，在教学实践中去矫正、去创新，去寻找合理的解决办法，提供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名教授虽然不是决策者，但名教授的巨大影响力可以影响决策者。虽然这种影响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没有这种影响，不合理的招考制度便会缺少改进的动力，迷失改进的方向。　

　 我无意于指责陈丹青的离开和贺卫方的“罢招”，只是他们的做法让我高兴不起来，并且觉得撂挑子、甩手不干，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消极地逃避，不与体制合作，还是积极地想办法改进不合理体制，这确实是值得名教授们思量的一个问题。

（作者：晏扬，来源：中国青年报）

附：新闻分析
教授很生气 后果很难说

　 6月24日，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发表了一份他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公开声明。他决定，他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因为“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即便教师都反对，决策者却依然我行我素”。

　 导火索是北大法学院2003年以后的研究生考试改革，业务课改为考两张综合卷，内容涵盖十几门课程。贺卫方认为，这种打着对考生全面考察旗号的做法实际上产生的后果却是削弱了考试应有的专业偏向。尤其是法律史和法理学专业，这样的考法足以让那些爱好理论和历史、并且对此已经有大量阅读（因而很可能“偏科”）的考生被卡在门外。

　 “试图通过增大复试权重的政策趋向也不足以弥补其中缺陷：第一关没进来的不说，即便是那些进入者也必然面临着选择专业的彷徨和混乱。今年复试，匆忙上阵的考生对于法律史的基本知识都难以回答，最终四个名额却只有一个过关，老实说，这样的考试对于学生而言也是很不公平的。”

　 西北政法学院李强在看到贺卫方的声明后，公开表示支持贺卫方。北大法学院考试改革那年，李强“怀着学问精进的志向”，打算报北大，后因为别的原因换校。因为有了那次“改革”，更令李强深信，当初“变卦”是“英明无比”的。因为他“很不幸”就是贺卫方所说的那种“偏科”与“本科时期成绩中上”的学生，基本上只对刑法“有些研究”，对法理学“有较浓厚的兴趣”，考“大综合”肯定是“死路一条”。而他一位极有学术研究潜质的同学报考北大法学院法理学专业，结果两门综合课成绩很不理想而未被录取。在李强看来，他就是北大这种“大而全”的考试制度的牺牲品。

　 教育行政部门认为，可以通过扩大免试保送生的方式减少选择的盲目性。贺卫方这次声明的另一个矛头，直指保送生制度。根据北大官方网公布的2005年度录取情况，法学院免试生的数额已达到47名（其中本校30名），远超过法学硕士生招生总数（110名）的三分之一。

　 “保送生多，意味着通过平等竞争进入者机会的减少。保送生选拔的标准是本科阶段的考试成绩要名列前茅。但是，据我个人的有限观察，相当多的优秀学者读本科时的成绩往往只是中上而已，甚至由于前面提到的‘偏科’原因，成绩有畸高畸低的情况。如果按照各门成绩都必须达到前几名，这些人当然就只能被排除在外了，结果必然是研究生中太多考试型而非研究型人才。”让贺卫方感到更为不合理的是，还有一种保送生是学生干部、特长生。“这样出身的人很少有人能成为好的学者”。

　 贺卫方回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实行的考试制度是有合理之处的。那种制度重视考试本身，同时也为某些特殊人才预留一定空间。事实证明，今天活跃在学术研究第一线的许多优秀学者都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研究生教育。

　 北京大学一个非常有力的例证，1978年考入北大西语系的张隆溪，他根本没有读过大学，但直接考取了杨周翰教授的研究生，后来成为在比较文学、文化研究方面非常重要的学者，现在美国任教。

　 北京大学一位文科博导看完贺卫方的声明后感慨：心有戚戚焉。但是，他不愿意像贺卫方那样，公然指责有关行政部门。即使贺卫方说的都是对的，他选择的这种公开的方式，已使得有关部门感到下不了台。

　 贺卫方的这种做法，完全可以被指“方式方法不对”。但在“方式方法”之前，有关部门都做了什么呢？按照贺老师的说法，我们知道先前确实曾经开了一个座谈会，确实很多教师都表达了和贺一样的意见，希望能改进研究生考试制度。而最后的结果，却是依然没有任何改变。

　 在一些学术类网站上，很多人表示了对贺卫方的支持。一位大学老师说，在行政上我们没法做到教授治校，但在教学、考试上我们还是要争取教授治校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中国青年报记者 蒋韡薇）